明朝“配户当差”
制度：世袭户籍下的社会枷锁
一、制度背景与核心设计：洪武治国的秩序重构
1战乱废墟上的统治需求
元朝末年，持续数十年的战乱使全国人口锐减。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人丁仅约1600万，较元初减少近70，北方多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
。
朱元璋出身底层，深知“民者，国之本也”
，为快恢复农耕经济、保障兵源与赋役，亟需一套将人口固化于特定职业的管理体系。
其制度构想既继承了元朝“诸色户计”
的世袭逻辑（如军户、匠户的分类），又强化了“以籍定役”
的强制力——元朝户籍尚可通过“投下户”
等形式变动，而明朝则以《大明律》规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
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
，将户籍世袭上升为国家法律。
2“配户当差”
的制度骨架
-分类逻辑：以职业为核心，将户籍分为三大层级：
-核心役户：军户（军事）、匠户（手工业）、民户（农耕）、灶户（制盐），承担国家最基础的劳役需求；
-专业役户：儒户（科举预备）、医户（医疗）、阴阳户（风水历法），服务于官僚体系与社会管理；
-特殊役户：乐户（乐舞）、丐户（贱籍），从事被视为“卑贱”
的职业，户籍世代不得变更。
-管理工具：与“黄册制度”
深度绑定。
洪武十四年（1381年）推行的黄册，每十年更新一次，详细登记人户“丁口、田宅、资产”
，并在封皮标注户种（如“军户”
“匠户”
），成为“配户当差”
的执行依据。
地方官府按黄册强制征调劳役，“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
（《明史·食货志》）。
二、典型户种的运作机制：从职业绑定到生存困境
1军户：被土地与兵役双重捆绑的“国家农奴”
（1）军事-农耕的双重负担
明朝军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15，总数200万户。
其管理实行“卫所制”
，全国设17个都司、329个卫，军户按“三分守城，七分屯种”
原则，平时50以上精力用于耕种军屯土地，所产粮食除自给外，需向卫所缴纳“子粒”
（军粮），每亩定额03-05石，远民户田赋（平均每亩01石）。
遇战事时，卫所按“正丁”
征调，如永乐年间北征蒙古，每次征调军户达数十万，“父子兄弟相继死于兵戈”
（《明通鉴》）。
（2）世袭制下的恶性循环
-替补机制：军户需登记“正丁”
（服役者）、“余丁”
（替补者）、“继丁”
（幼丁），形成三级替补体系。
若正丁逃亡或战死，余丁必须补位，否则全家治罪。
如宣德年间，山西行都司军户因逃亡被“勾补”
（追捕替补）者达12万人，许多家庭为避役“父子离散，夫妻分携”
（《明宣宗实录》）。
-土地侵占：军官利用职权兼并军屯，如成化年间，大同、宣府等地军屯“十之七八为将校所占”
，军户无地可耕，却仍需缴纳子粒，被迫“卖儿鬻女，逃窜他方”
。
至嘉靖年间，九边卫所军户逃亡率普遍60，如辽东定辽左卫原额军人，实存仅2533人，“军伍空虚，边备废弛”
（《明世宗实录》）。
2匠户：官营手工业的技术囚徒
（1）轮班与住坐：两种奴役模式
-轮班匠：全国约万匠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