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界与重构：宋代厢坊制变革与城市户籍管理的转型
一、坊市之困：从长安格局到汴京突破
唐长安城的坊市制度，是农耕文明下城市管理的极致形态。
朱雀大街将皇城分为东西两半，一百零八坊如棋盘般规整，坊墙高筑，“昏而闭，五更而启”
的夜禁制度如同枷锁（《唐会要》卷八十六）。
东市、西市作为官方划定的商业区，四周由市墙围合，市令司严格管控交易时间与商品种类。
这种“空间-时间-身份”
三位一体的管制体系，本质是将城市视为政治统治的据点，而非经济运转的枢纽。
至中晚唐，商业展已对坊市制形成冲击。
扬州、益州等商业城市出现“侵街打墙，接檐造舍”
的现象，长安西市周边的宣阳坊、延寿坊渐成珠宝商聚集区（《唐两京城坊考》）。
黄巢起义后，长安坊墙多有损毁，五代后周世宗扩建汴梁时，已“令许京城四面皆置居人、或起店肆”
，官方对商业空间的限制开始松动。
北宋立国后，汴京的城市扩张彻底冲破坊市藩篱。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东京城内已“侵街衢为舍”
者比比皆是，官府虽多次下令拆除，却因“京城衢巷狭隘”
不得不允许临街设店（《宋史·食货志》）。
到仁宗朝，汴京主要街道已形成“民居与官署、商店混杂”
的格局，州桥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夜禁制度名存实亡（《东京梦华录》）。
这种空间解放的背后，是农业生产率提升带来的粮食剩余、手工业分工细化催生的商品流通，以及货币经济扩大引的市场需求——当十万漕工将东南财赋运往汴京，当“交子”
在四川民间流转，传统坊市制已无法容纳蓬勃的商业活力。
二、厢坊制的建构：城市空间的行政重组
面对坊市崩溃后的城市治理真空，宋廷在仁宗朝逐步推行“厢坊制”
。
“厢”
本为军队编制，后演变为城市行政单位，“坊”
则继承自唐代，成为基层居住单元。
汴京先设东、西两厢，后扩为八厢，每厢下辖若干坊，形成“汴京府-厢-坊”
三级管理体系。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坊”
已无实体墙垣，仅以街道、沟渠为界，如汴京左一厢辖二十坊，右二厢辖十六坊，各坊以“昭德”
“显义”
等吉语命名，兼具地理标识与文化象征功能（《宋会要辑稿·方域》）。
厢坊制的核心是将城市空间从“封闭区块”
转化为“开放网络”
。
官府拆除坊墙后，以“界碑”
标明坊区范围，同时疏浚汴河、蔡河等城市水系，将交通网络与行政分区结合。
熙宁年间，开封府尹曾布推行“筑御街，广二百步，两边民户各许占五步”
，临街建筑需退让三尺作为“表木”
界限，既保障交通，又明确产权（《长编》卷二百二十一）。
这种“空间确权”
的管理思维，标志着城市规划从政治象征转向实用主义。
在经济功能上，厢坊制打破了唐代“市籍”
限制。
唐代商人需登记“市籍”
方可在指定市场营业，宋代则允许商人“各以所鬻之物，自为区肆”
，汴京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万姓交易”
，寺内“庭中设市，四壁皆露屋”
，百货杂陈（《东京梦华录》）。
商业活动的自由化催生了专业街区，如潘楼东街的“鹰店”
、州桥附近的“鱼行”
、马行街的“医铺”
，形成“行业集聚-空间标识-市场认知”
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