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等户制：城市户籍的资产化管理
随着城市商业繁荣，宋廷亟需建立与农耕社会不同的户籍体系。
唐代城市户籍附属于州县，“坊正”
负责登记人口，宋代则将城市户籍单独编册，称为“坊郭户”
，与乡村“主客户”
形成二元结构。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汴京坊郭户达十万余户，按资产划分为十等，“其坊郭户等第，旧以物力差科，至是令以屋税定等”
（《宋会要辑稿·食货》）。
“十等户”
划分的核心是“以资定等”
。
官府评估居民房产价值、商业资本及经营规模：上等户包括大商人、手工业主、官僚地主，拥有“瓦子”
（娱乐场所）、邸店（仓库）等产业；中等户为中小商人、作坊主，如汴京“张家酒店”
“王楼山洞梅花包子”
等商铺经营者；下等户则是小商贩、佣工，如“提瓶卖茶者”
“修补匠”
等（《东京梦华录》）。
这种划分突破了唐代“士农工商”
的身份壁垒，将财富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
户籍与税收紧密绑定。
坊郭户需缴纳“屋税”
与“地税”
：屋税按房产面积、结构估值，汴京上等户每间房年税可达数千钱；地税针对城市宅基地，按亩征收。
此外还有“商税”
，对行商征收2的“过税”
，坐商征收3的“住税”
，由汴京“都商税院”
统一管理。
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商税收入达700万贯，占财政总收入的15，其中汴京商税占比过三分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
税收结构的变化，标志着城市经济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
四、流动与管控：城市户籍的新挑战
宋代城市的空前繁荣带来大规模人口流动。
汴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皷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
，吸引各地流民涌入，“京师四方所聚，凡物皆仰给焉，而百姓失业者多”
（《宋史·食货志》）。
这些流动人口被称为“浮客”
，无固定产业，官府难以登记造册，成为治安隐患。
元丰年间，开封府曾下令“许人告捕浮客无产业而游荡者”
，但收效甚微，最终不得不允许“浮客”
在汴京附籍，“权于城外居住，候及一年，有物业乃听入坊郭户”
（《长编》卷三百三十一）。
行会成为户籍管理的中介。
宋代手工业与商业行会称“行”
“团”
，如“米行”
“纱行”
“鱼团”
等，汴京有160多行会（《东京梦华录》）。
官府规定“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
，行会领（行头）需负责登记本行商户户籍，申报资产变动，代征商税。
这种“以行管商”
的模式，既利用行会的行业自律功能，又将商业户籍纳入官方管控。
但行会常与商人勾结瞒报资产，如宣和年间，汴京肉行“行头”
李七郎“与内臣勾结，隐漏税钱数万贯”
，暴露了制度漏洞（《宋会要辑稿·刑法》）。
城市扩张与户籍管理的滞后引社会矛盾。
随着汴京人口突破百万，“侵街造屋”
导致交通拥堵，“起造屋宇，侵占河道”
引水患（《宋会要辑稿·方域》）。
官府虽多次整治，如政和年间“毁夹街屋，使道阔五十步”
，但商业利益与居民生计的冲突难以调和。
更严重的是贫富分化，十等户制下，上等户“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