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另一方面，流入地政权为增加赋役来源，又积极招纳流民入籍，如南唐&0t;凡流民至，给田耕种，三年附籍&0t;（《江南野史》）。
这种矛盾导致大量人口同时拥有两个政权的户籍，或处于&0t;两不管&0t;的无籍状态。
后唐与吴的户籍身份纠纷颇具代表性。
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吴政权境内有&0t;后唐逃户万余家&0t;，后唐政府要求吴&0t;遣返逃户，恢复其唐籍&0t;，吴主杨溥回应：&0t;彼自厌苛政，来归乐土，若强遣之，是驱民入水火也&0t;（《资治通鉴·后唐纪二》）。
双方为此展开外交争论，最终不了了之，这些逃户实际上处于&0t;唐籍未除，吴籍未入&0t;的尴尬境地，其法律身份长期无法确定。
更复杂的情况出现在政权更迭时期。
后蜀灭亡后，部分蜀地百姓逃亡至荆南，北宋建立后，要求荆南&0t;括蜀逃户，归籍于宋&0t;，荆南则以&0t;逃户已入吾籍，当为吾民&0t;为由拒绝（《宋史·荆南世家》）。
这种政权交替引的户籍继承问题，使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定更加复杂，往往需要新政权通过专门的&0t;括户&0t;行动来重新确定户籍归属。
（二）权益差异引的社会冲突
户籍身份的不同界定直接导致了权益的巨大差异，引了广泛的社会冲突。
在土地权益方面，南唐规定&0t;土户可占永业田，客户仅能占口分田&0t;（《续资治通鉴长编》），口分田在死后需归还政府，这种差异使大量客户&0t;虽有田耕，而无恒产&0t;（《江南野史》），引了土、客户之间的矛盾。
在赋役负担方面，闽国的&0t;五等户&0t;制度规定&0t;上等户输钱，下等户输谷&0t;，但外来客户多被定为下等户，&0t;输谷之重，倍于土户&0t;（《十国春秋·闽世家》），导致客户&0t;不堪重负，多逃入山泽为盗&0t;。
南汉的&0t;华夷分籍&0t;则使少数民族&0t;虽有田宅，不得与汉户同役&0t;（《南汉书·食货志》），这种制度性歧视引了多次少数民族起义。
最严重的权益冲突生在科举领域。
南唐规定&0t;凡入籍满十年者，方可应举&0t;，但北方移民多为客户，入籍时间短，因此&0t;多冒土户之名以应举&0t;（《南唐书·选举志》），引了土户与客户的激烈冲突。
后蜀则规定&0t;非蜀籍者，不得为京官&0t;（《蜀祷杌》），这种地域歧视政策导致大量外来士人&0t;虽有才华，不得进用&0t;，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
（三）身份认同的重构与调适
面对户籍身份引的权益冲突，十国政权与社会群体都在进行适应性调整，推动了身份认同的重构。
政权层面，南唐在保大年间（943-957年）进行了户籍改革，&0t;罢土、客户之分，统一以田产定户等&0t;（《江南野史》），这种改革虽不彻底，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身份差异带来的矛盾。
吴越则采取&0t;以资入籍&0t;的政策，&0t;凡纳钱三十万者，许附吴越籍&0t;（《吴越备史》），这种商业化的户籍准入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一条获得正式身份的途径。
社会群体层面，流动人口通过各种方式重构身份认同。
北方移民在南唐形成了&0t;新江南人&0t;群体，他们既保留北方文化习俗，又接受南方生活方式，《钓矶立谈》记载：&0t;北人南渡者，多以文雅自处，渐与吴俗合&0t;。
在闽国，外来客户与土着居民通过联姻形成&0t;混合户&0t;，这种血缘融合逐渐淡化了户籍身份的差异。
在南汉，汉人与百越族群通过共同的商业活动形成&0t;市籍&0t;群体，这种新的身份认同越了传统的户籍分类。
最具创新性的是南平政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