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t;浮客制&0t;。
南平地狭民贫，大量流动人口难以纳入传统户籍体系，因此设立&0t;浮客簿&0t;，专门登记流动人口，&0t;凡浮客，可佃种官田，输租三分之一，免徭役&0t;（《十国春秋·南平世家》）。
这种灵活的户籍管理方式，既承认了流动人口的特殊身份，又为政权提供了稳定的税赋来源，是十国时期应对户籍身份冲突的重要制度创新。
五、地缘张力：户籍冲突对十国政权关系的影响
十国时期的户籍政策差异与人口流动引的冲突，不仅局限于经济与社会层面，更深刻影响了政权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形成了复杂的政治博弈与军事互动格局。
这些冲突既体现了分裂时期的固有矛盾，也为后来的统一进程埋下了伏笔。
（一）户籍纠纷与政权间的外交博弈
户籍问题成为十国政权外交博弈的重要筹码，各政权通过户籍政策的调整来实现政治目的。
南唐为争取中原士大夫支持，实行&0t;优遇北士&0t;政策，&0t;凡北人入籍者，免十年赋役&0t;（《江南野史》），这种政策既增强了自身实力，又削弱了中原政权的统治基础。
后周世宗则通过&0t;禁民南渡&0t;政策，&0t;立栅于淮，犯者死&0t;（《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试图阻止人口流失，同时为南下伐唐制造借口。
吴越与南唐的户籍外交尤为典型。
吴越为牵制南唐，主动吸纳南唐逃户，&0t;给以田宅，使为吴越民&0t;（《吴越备史》），南唐则针锋相对，&0t;招纳吴越流民，许以复唐籍&0t;（《资治通鉴·后周纪二》）。
双方这种&0t;争民&0t;的外交策略，实际上是在争夺经济资源与人口红利，最终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直至北宋统一后才得以缓解。
南平政权则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户籍问题上实行&0t;中立&0t;政策。
南平处于南唐、后蜀、马楚等政权之间，大量流动人口经此中转，南平王高从诲&0t;不问来者何许，皆给以路引，使往他境&0t;（《十国春秋·南平世家》），这种&0t;过境留客&0t;的政策，既避免了与周边政权的直接冲突，又通过收取&0t;过境税&0t;增加了财政收入，形成了独特的&0t;缓冲国&0t;生存策略。
（二）人口争夺与军事冲突的联动
户籍冲突与军事冲突往往相互激化，形成联动效应。
后梁与吴的&0t;清口之战&0t;（5年），表面上是军事对抗，实则与人口争夺密切相关。
战前，吴政权&0t;招纳梁之逃户，得十余万&0t;（《资治通鉴·后梁纪一》），后梁太祖朱温以&0t;吴盗我民&0t;为由，兵二十万攻吴，最终惨败于清口。
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南北军事格局，也使后梁丧失了大量人口，加了其灭亡进程。
南唐灭闽（945年）的战争同样与户籍问题有关。
闽国后期，大量百姓逃亡南唐，闽主王延政指责南唐&0t;招我逋逃，谋我疆土&0t;（《十国春秋·闽世家》），南唐则以&0t;吊民伐罪&0t;为名出兵，最终灭闽。
但南唐在战后处理闽地户籍时采取高压政策，&0t;括闽之户口，增其赋税&0t;（《资治通鉴·后晋纪六》），导致闽地百姓&0t;群起反抗，数年乃定&0t;（《南唐书·元宗本纪》）。
后周世宗伐南唐（955-958年）的战争更是户籍冲突激化的结果。
后周以&0t;南唐招纳后周逃户&0t;为由起兵，战争中双方都采取了&0t;迁民&0t;策略：后周攻占淮南后，&0t;迁其民于淮北&0t;（《旧五代史·周世宗纪》）；南唐则在败退后，&0t;徙淮南之民于江南&0t;（《新五代史·南唐世家》）。
这种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使户籍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也为北宋统一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