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政府&0t;移文南平，令捕逃户，南平王高从诲曰：&039;蜀地狭民贫，逃户皆吾之客户也，安可归之&039;&0t;（《十国春秋·南平世家》）。
后蜀遂在边境设卡，对经南平南下的逃户征收&0t;过境税&0t;，南平则针锋相对，对入蜀货物加倍征税，这种赋税战持续多年，直至北宋统一才告终结。
（二）赋役不均引的社会动荡
逃户赋税的转嫁造成了严重的赋役不均，引了广泛的社会动荡。
在中原地区，&0t;逃户之赋，令邻保代纳，使富者益富，贫者益贫&0t;（《旧五代史·食货志》），后晋天福年间，魏州百姓因&0t;代纳逃户赋&0t;而&0t;相聚为盗，州郡不能制&0t;（《资治通鉴·后晋纪二》）。
在南方政权，虽然对逃户政策较为宽松，但外来移民与土着居民的赋役差异也引矛盾，南唐昇元三年（939年），&0t;土户诉客户赋轻，唐主命重定税法，土、客户俱以田多少为差&0t;（《续资治通鉴长编》），这种调整虽缓解了矛盾，但也暴露了户籍制度的内在缺陷。
更严重的是，赋役纠纷导致了跨政权的武装冲突。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后周世宗以&0t;南唐招纳逋逃，苛敛商民&0t;为由，动对南唐的战争，其《讨淮南诏》明确指出：&0t;蠢尔淮甸，敢拒大邦，逃户未归，边民有怨&0t;（《旧五代史·周世宗纪》）。
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表面上是统一战争，实则包含着对逃户与赋税控制权的争夺，最终南唐&0t;割淮南十四州，岁输贡物三十万&0t;（《新五代史·南唐世家》），其中就包括对逃户赋税问题的妥协。
（三）赋税博弈中的制度调适
面对频繁的赋税纠纷，十国政权也尝试进行制度调适，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的解决方案。
南唐与吴越在长期博弈后，于保大年间（943-957年）达成&0t;逃户协定&0t;，规定：&0t;凡越境逃户，居满三年者，听留入籍，原属政权不得追征；未满三年者，愿归者听，不愿归者由流入地代纳一半赋税&0t;（《江南野史》）。
这种按居住时间划分责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矛盾。
闽国与南汉则采取了&0t;赋税分成&0t;的方式处理逃户问题。
闽国后期，大量百姓逃亡南汉，双方约定：&0t;逃户在汉地耕种者，所纳赋税，闽得三成，汉得七成&0t;（《十国春秋·闽世家》）。
这种利益分成模式，虽未解决根本问题，但为跨政权赋税管理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后蜀的&0t;逃户复业&0t;政策则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广政年间（938-965年），后蜀下诏：&0t;凡逃户归业者，不仅免其旧欠赋税，还给予每亩二斗的种粮补助&0t;（《蜀祷杌》）。
这种积极的招抚政策，使后蜀在五代后期出现了&0t;田野垦辟，户口增息&0t;的局面（《宋史·后蜀世家》），为解决逃户赋税问题提供了成功案例。
这些制度调适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逃亡与赋税纠纷，但反映了十国政权在分裂格局下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也为宋代户籍制度的整合提供了历史经验。
四、身份迷局：跨政权户籍身份的权益认定冲突
在人口频繁流动的背景下，跨政权的户籍身份认定成为十国时期又一突出矛盾。
不同政权对流动人口身份的不同界定，以及由此产生的权益差异，引了大量法律纠纷与社会矛盾，这些冲突不仅涉及个人权益，更关乎政权的合法性与统治基础。
（一）户籍身份的法律认定困境
十国时期，流动人口往往面临&0t;双重户籍&0t;或&0t;无户籍&0t;的法律困境。
一方面，原户籍所在地政权不愿放弃对人口的控制，如后梁规定&0t;逃户虽居他境，户籍不得除削&0t;（《五代会要·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