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人随商队流动，规避固定户籍管理。
甚至出现“寄庄户”
现象——北方豪族在江南购买土地后，将族人户籍寄于当地寺庙，如润州甘露寺在大历年间竟“附籍客户八百余户”
，成为豪族隐匿人口的庇护所。
（三）权力寻租与制度渗透
豪族对户籍管理的干预已深入官僚体系。
德宗时期的浙西观察使李琦，利用职权将本族500余口编入“盐户”
户籍，规避赋税的同时垄断盐业贸易，《旧唐书》记载其“以户籍为私器，官赋不入，私藏山积”
。
更系统的做法是控制地方户籍编制环节，敦煌p4634号文书显示，沙州地区的户籍编造需经过“里正造籍-县尉审核-刺史签署”
三道程序，而当地豪族索氏通过控制里正与县尉，使本族300余口“皆注籍为品官子，免课役”
。
科举制度也成为豪族干预户籍的工具。
宪宗时期规定“举人须在本籍取解”
，但河东柳氏通过“寄籍”
方式，让族中子弟在科举大省河南府应考，《云溪友议》记载其“一姓三州寄籍，岁中进士者十有二人”
。
这种户籍投机不仅破坏科举公平，更导致“士籍”
户籍的泛滥，穆宗时期曾一次性查出“伪冒士籍者一千七百户”
。
三、雷霆手段：朝廷户籍清查的制度创新与实践
（一）括户政策的技术升级
唐玄宗开元九年的宇文融括户堪称唐代户籍清查的巅峰之作。
这次行动创“括户使”
制度，由中央直接任命10道劝农使，携带《括地令》与《均田格》奔赴地方，采用“团貌”
（集体核查相貌）与“括实”
（土地丈量）结合的方式。
《旧唐书·宇文融传》记载，此次括户“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新增户籍使国家赋税收入激增13。
其技术创新在于：一是制作“手实样稿”
，统一户籍登记格式；二是建立“貌阅档案”
，将人口体貌特征记录在籍；三是推行“自免罪”
政策，鼓励隐户主动登记。
德宗时期的“两税法”
改革则从制度层面打击户籍隐匿。
建中元年（780年）颁布的《两税诏》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
，打破了土户与客户的界限，无论是否土着，只要在当地居住就须登记纳税。
更关键的是“以资产为宗”
的征税原则，使豪族难以再通过隐匿人丁逃税，因为土地、商铺等资产难以隐藏。
据《通典》记载，两税法实施后“豪户率多丁者，今皆以资产为差”
，迫使他们承担更多赋税。
（二）法律体系的严密构建
《唐律疏议》将户籍管理纳入刑法体系，“户婚律”
中“脱户”
“漏口”
“增减年状”
等罪名均有明确量刑：脱户一口杖六十，三口加一等，最高可处三年徒刑；里正知情不报者同罪。
特别设立“私入道”
罪，规定“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
，遏制豪族通过宗教户籍逃税。
武则天时期修订的《大足律》新增“占田过限”
条，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
，从土地源头打击隐户现象。
执行层面建立了“连保制度”
，《唐六典》规定“四家为邻，五邻为保”
，保内有人脱籍，同保人须连坐。
敦煌p3898号文书中的《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高昌县保傅牒》显示，当地保正需定期核查“保内有无脱户漏口”
，并签字画押上报。
这种连带责任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