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苦而终穷”（《离骚》），与孔子的 “衰矣” 之叹一样，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杜甫青年时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怀着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的抱负，安史之乱后却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在《登高》中写下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同样在衰老与挫折中咀嚼着理想的苦涩。
但孔子的伟大在于，他在双重感慨中找到了新的力量。返鲁后，他不再执着于 “得君行道”，而是将精力放在 “传道授业” 上。《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课堂就设在阙里的居所，学生们自带干粮来听课，“孔子讲诵弦歌不衰”。有一次，子路问：“夫子为何不再求仕？” 孔子指着围坐听讲的弟子们说：“这些人，就是未来的希望啊。”（《孔子家语?贤君》）这种转变，让 “衰矣” 的叹息里生出了 “薪火相传” 的暖意，就像深秋的松柏，虽然枝叶凋零，却把养分输给了深埋地下的根须。
五、周公之梦的历史回响
战国的烽烟中，孟子接过了孔子的 “周公之梦”。他虽未梦见周公，却 “言必称尧舜”，而尧舜的理想正是通过周公的礼乐得以延续。孟子见梁惠王时，用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描绘仁政蓝图，这正是对周公 “敬德保民” 理念的具体化。面对 “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 的现实，孟子依然宣称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这份锐气虽与孔子晚年的沉静不同，却同样源于对周公理想的坚守 —— 就像接力赛中，年轻选手带着接力棒奋力冲刺，而年长的选手则在旁指引方向。
汉代的董仲舒，用 “天人感应” 为周公之礼披上神圣外衣。他在 “举贤良对策” 中说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认为周公制礼作乐是 “奉天承运” 的结果。为了让汉武帝接受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将周礼与阴阳五行结合，提出 “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把周公的 “德治” 转化为 “天治”—— 天子若遵循周礼，则天降祥瑞；若违背，则灾异频发。这种改造虽有附会之处，却让孔子的 “梦周” 理想通过国家意志得以推行：太学讲授周公礼乐，选官以通晓经学为准，连皇帝的诏书都常引用《尚书?周书》的语句，周公的形象从孔子的梦中走进了汉代的朝堂。
宋代的朱熹，在注释中让周公与孔子对话。他在《论语集注》中解读 “不复梦见周公” 时说：“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梦矣，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 他认为孔子的 “梦” 与 “无梦”，本质是 “行道” 与 “不能行道” 的外在表现。为了让周公之礼在宋代复活，朱熹编纂《家礼》，将 “冠婚丧祭” 等周礼简化为民间可操作的仪节；主持白鹿洞书院时，以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为学规，鼓励学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在朱熹的努力下，周公的礼乐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成为士大夫修身齐家的日常实践，孔子的 “梦周” 理想通过理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明代的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寒夜里续接了周公之梦。被贬龙场时，他 “处困约，精思力践，以求诸心”（《明史?王守仁传》），一天夜里 “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这个 “悟” 与孔子的 “梦见周公” 有着精神上的共鸣 —— 都是理想在困顿中的觉醒。王阳明认为 “心即理”，周公的礼乐不在外在的仪节，而在每个人的 “良知” 中，“致良知” 就是对周公之礼的最好践行。他平定宁王之乱后，不居功自傲，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