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氏僭越”“陪臣执国命” 的残局 —— 季孙氏用 “八佾舞于庭”，孟孙氏在祭祀时唱《雍》诗，这些都是周公礼乐严格禁止的。鲁哀公虽召见他，却 “不能用”；季康子虽咨询政事，却只关心 “军旅之费”。孔子彻底明白，“克己复礼” 的理想在有生之年已难实现，正如他对冉有所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论语?先进》）当理想从 “可能” 变为 “不可能”，那个曾在梦中频繁出现的周公，便悄然退出了他的潜意识 ——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 “梦是愿望的达成”，当愿望被现实击得粉碎，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更深层的变化藏在 “甚矣，吾衰也” 的叹息里。此时的孔子已近七十，身体的衰老远比理想的破灭更触目惊心：《论语?乡党》记载他 “食不语，寝不语”，或许是牙齿松动、呼吸不畅；“席不正，不坐”，可能是腰背酸痛，需要端正坐姿缓解；“见齐衰者，虽狎，必变” 时的 “变容”，或许因视力昏花，需要更专注才能辨认丧服的等级。生理的衰退带来心理的变化：年轻时 “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锐气，渐渐沉淀为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的从容；曾经 “梦见周公” 时的激动，转化为整理典籍时的沉静。这种变化不是妥协，而是理想主义者与岁月达成的和解 —— 既然无法亲历理想的实现，便选择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不复梦见” 后的孔子，把对周公的思念化作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他给《诗经》分类时，特意将《周南》《召南》放在最前，因为这两组诗 “言王化之基”（《毛诗序》），《关雎》的 “乐而不淫”、《芣苢》的 “勤劳而不怨”，都是周公礼乐教化的成果。修订《尚书》时，他对《周书》的编排格外用心，《牧誓》的 “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洛诰》的 “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一字一句都标注着周公的功绩。最耗费心力的是《春秋》，他 “笔则笔，削则削”，对鲁隐公至哀公十四年的历史进行褒贬，“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史记?孔子世家》），用 “微言大义” 延续着周公 “褒善贬恶” 的精神。这些工作，让理想从 “梦境” 走进了 “文本”，从 “个人念想” 变成了 “文明遗产”。
四、甚矣吾衰：生命与理想的双重感慨
“甚矣，吾衰也” 的叹息里，藏着孔子对生命节律的敏锐感知。《论语?为政》中他自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每个年龄节点都是对生命状态的精准概括。到了六十八岁，这种感知变得更加细腻：清晨起床整理衣冠时，发现腰带又要收紧一格；翻看竹简时，需要把书简举得更远才能看清字迹；与弟子讨论时，偶尔会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这些细微的变化，都在提醒他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实现理想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但 “衰” 的不止是身体，更是理想在现实中的式微。孔子年轻时，鲁国虽有 “三桓专权”，但 “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他还能在太庙中看到完整的礼器，听到纯正的雅乐。中年时，周游列国虽受挫，却仍有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的期待。到了晚年，连鲁国的少年都开始嘲笑 “夫子迂远而阔于事情”，那些他珍视的 “揖让之礼” 被视为 “无用之物”，“弦歌之声” 被当作 “过时之音”。这种理想的 “衰微” 比身体的衰老更令人痛心 —— 就像老农看着精心培育的禾苗在旱灾中枯萎，无力回天却又于心不忍。
这种双重感慨，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回响。屈原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深得楚怀王信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却因谗言被流放，晚年 “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的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