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反美情绪，发放救济面粉，朱自清当时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体重仅 38.5 公斤，却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说 “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事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这种不被名利所罔的坚守，正是 “不可罔也” 的当代诠释。
这些案例揭示：“可欺” 与 “不可罔” 的区别，在于是否触及仁的底线。善意的误解可以宽容，恶意的操纵必须抗争；暂时的蒙蔽可以忍受，长久的愚弄必须反击。正如孔子所言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真正的仁者，既能与不同意见和解，又能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
六、仁智双彰：儒家伦理的平衡之道
孔子对宰我的回答，本质上是在阐述仁与智的辩证关系：仁是内核，智是边界；仁是动力，智是方向。这种平衡之道，贯穿儒家思想的始终，从孔子的 “中庸” 到孟子的 “仁智合一”，再到荀子的 “知通统类”，都在强调：没有智慧的仁是盲目的，没有仁爱的智是冰冷的。
春秋时期的子产，完美诠释了仁智双彰。他治理郑国时，既 “作丘赋”“铸刑书”（智）—— 将法律条文铸于鼎上，打破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的秘密法传统；又 “不毁乡校”，允许百姓议政（仁）。有人劝他 “毁乡校以弭谤”，子产答 “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种 “闻过则喜” 的态度，正是仁与智的结合 —— 以仁心倾听民意，以智慧辨别是非。
现代的钱学森，在回国后展现仁智双彰的担当。1955 年，他突破美国阻挠回到祖国，“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他既领导 “两弹一星” 研发（智），提出 “工程控制论”，解决导弹制导等关键技术；又坚持 “把最好的科研成果献给祖国”（仁），拒绝国外的高薪邀请，说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在科研中，他既鼓励创新，又强调 “科研要为国家需求服务”，将个人智慧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正如他所言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这些历史人物证明：仁与智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相辅相成的整体。仁如沃土，滋养智慧的生长；智如阳光，照亮仁爱的方向。正如《中庸》所言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真正的君子，必然兼具这三种品德，在复杂的世事中找到平衡。
七、当代镜鉴：不陷之仁的现实意义
宰我与孔子的对话，在当代社会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今天的 “井” 可能是网络谣言的陷阱，可能是道德绑架的困境，可能是盲目行善的误区，而 “不可陷也，不可罔也” 的智慧，为我们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指南 —— 真正的善良，需要理性的守护；真正的担当，需要智慧的指引。
在慈善公益领域，“不陷之仁” 尤为重要。2016 年，某明星为救助贫困儿童，通过某公益组织捐赠 500 万元，却未考察该组织的透明度，后来该组织被曝光 “行政费用占比高达 40%”，善款实际用于救助的不足 30%，不仅未能助人，反而打击了公众的慈善热情。这种 “陷” 于善意的失误，印证了孔子 “不可陷也” 的警示：行善之前，需先考察机构的透明度（如查看年度报告、项目评估）、项目的可行性（是否有具体实施方案），让仁爱在制度的框架内运行。而 “水滴筹” 等平台通过大数据核实求助信息（如医院诊断证明、家庭收入情况），引入第三方审计，既方便了爱心传递（仁），又防止了 “诈捐” 等欺诈行为（智），2023 年其平台求助信息核实准确率达 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