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管仲，曾 “欺” 齐桓公而终被谅解。齐桓公即位前，管仲辅佐公子纠，曾射中齐桓公的衣带钩（“中钩”）。齐桓公即位后，鲍叔牙推荐管仲，“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齐桓公不计前嫌任其为相。管仲在相齐初期，推行 “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瘠征税）、“叁其国而伍其鄙”（整顿行政区划）等改革，遭到旧贵族的反对，他们污蔑管仲 “贪于财货”，称其 “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齐桓公却选择信任，最终管仲助其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成就霸业。管仲晚年曾坦言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可见 “可欺” 的前提，是双方都有 “仁” 的根基，暂时的误解终将被真诚化解。
汉代的韩信，早年曾受 “胯下之辱”，这何尝不是一种 “欺”？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 “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逼他从胯下钻过。韩信 “孰视之，俯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后来他成为楚王，召见当年的无赖，不仅未报复，反而任其为中尉，说 “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这种 “可欺” 的宽容，不是懦弱，而是深知 “小不忍则乱大谋”—— 若逞一时之快杀人，便无法成就后来的功业，这种对长远目标的坚守，正是仁者的智慧。
清代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被诬 “挑起边衅”，遭革职流放伊犁。1840 年，英军攻陷定海，道光帝归咎于林则徐，将其 “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途中，林则徐仍忧国忧民，写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的诗句明志。在伊犁，他未因被欺而消沉，而是 “浚水源，辟屯田”，推广坎儿井（后称 “林公井”），教民耕作，“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的绝境中，他仍践行 “仁” 的担当。后来真相大白，林则徐被重新起用，这种 “可欺而不怨” 的境界，正是仁者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的深刻理解。
这些事例表明，“可欺也” 的 “欺”，是基于善意的误解或暂时的蒙蔽，仁者之所以 “可欺”，是因为他们相信时间能证明一切。这种宽容不是纵容，而是对人性的信心，正如孔子所言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真正的欺骗无法长久，而暂时的误解恰是对仁的考验。
五、不可罔也：智者的坚守之节
“不可罔也”，是对 “可欺也” 的补充，强调仁者虽宽容，却绝不容忍被愚弄。“罔” 字本义为 “罗网”（《说文解字》“罔，网也”），引申为 “恶意的欺骗”，孔子认为君子可以承受误解，却不能被人当作愚笨的工具。春秋时期的阳货，曾以 “馈孔子豚” 的方式欺骗孔子赴约（“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孔子识破后 “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既不失礼，又避免被利用，正是 “不可罔也” 的实践。
战国时期的屈原，面对楚怀王的 “罔”，始终坚守高洁。上官大夫靳尚嫉妒屈原的才华，在楚怀王面前诋毁 “每出号令，屈原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楚怀王因此疏远屈原，“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虽被流放，却写下《离骚》明志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他可以接受君主的误解（欺），却无法容忍被奸佞操纵（罔）—— 这种 “罔” 是对国家利益的背叛，对民生疾苦的漠视。当楚怀王被秦昭王欺骗入秦扣留，屈原 “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最终因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以死抗争这种 “罔”。
近代的朱自清，在贫病交加中拒绝领取美国救济粮，展现 “不可罔” 的气节。1948 年，美国为缓和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