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三十三年春，虞国中央驻地会议室内，一场关于越国经济模式的讨论正在进行。一份来自越国的经济白皮书在长桌周围传阅，纸张边缘布满红笔批注，其中最醒目的一行批注来自李怡：“用资本堆砌的繁荣，根基何在？”
参与会议的中央委员们面前摆放着几组对比数据。数据显示，越国近期通过多项法案提高工人工资并优化福利制度；他们在推广义务教育的同时强化精英教育体系，将富人子女与普通家庭子女的教育路径分开；越国的工业产值在短短几个月内实现了显着增长。
工业部部长周明远用手指敲击着白皮书中的“工人持股计划”条款说道：“他们学了我们的形式，却保留了资本主义的核心。
越国钢铁厂的工人持股上限只有5%，真正的决策权仍然掌握在董事会手里。这不是让工人当家作主，而是让工人成为资本家的分红工具。”
农业部部长陈淑琴补充了农业领域的情况：“农业领域的状况更令人担忧。越国表面上也在实行集体农庄制度，按照田地进行股份分红。
但实际上，大农场主正在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小农场主和自耕农的土地。上月报告显示，越国已有8%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农场雇工，大量无地农民正在向城市迁移。”
李怡将白皮书翻到最后一页，那里贴着一份越国《会稽日报》的剪报，头版刊登着“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的新闻，配图中一位纺织女工身着定制的上好的罗裙，佩戴着昂贵的珍珠项链。
“这是他们想要展示的‘样板’：让少数人获得提升，从而安抚大多数人。”她向与会者说明，“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周边其他国家也开始效仿这种模式，向工会代表提供特殊待遇。”
会议持续到深夜，最终形成了统一意见：与其批评越国的“假改革”，不如用更扎实的实践来展现两种制度的差异。会议决定推出三项针对性措施：
第一，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虞国将把管理层与工人的薪酬差距从目前的2:1进一步压缩至1.5:1，同时推行“集体利润共享制”——企业年度利润的30%将按劳动积分直接分配给工人，整个分配过程由工人代表全程监督。
第二，强化公有制经济基础。在翠南省试点“全民持股委员会”，将省属企业15%的股份划归委员会管理，全体公民通过电子投票决定分红用途，首批试点涵盖电力、铁路等基础行业。
第三，扩大国际技术协作。劳动国际将启动“技术普惠计划”，虞国拥有的农机制造、纺织机械等技术专利将向成员国免费开放使用权，仅收取成本费用于后续研发迭代。
当这些决议传到玄中城时，朱昭熙正在联邦议会推动《跨国企业劳工权益公约》的通过。这份公约要求跨国企业在联邦各成员国执行统一的安全标准和薪酬底线。出乎她意料的是，这些提案获得了议会一致通过。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晋国代表在议会上强烈抨击虞国的改革措施，声称“压缩管理层工资是破坏市场规律的行为”。
朱昭熙平静地展示了两组数据：实行新分配制度的虞国机床厂，三个月内生产效率提升了23%；而越国的外资汽车厂，因工人罢工导致产量下降了18%。
“规律不是由资本决定的，而是由劳动者决定的。”她环视全场说道，“越国工人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时流的血，难道不比你们的‘市场规律’更有说服力？”
公约虽然获得通过，但在执行层面却遇到了阻力。越国宣布设立“五年过渡期”，宁国则直接将联邦督察员拒之门外。但朱昭熙并不在意这些表面上的阻碍，她的目的不是获得一纸空文，而是要让各国劳动者看清谁在真正维护他们的利益。
这年秋收时节，沃垦省的田野上，联合收割机排成整齐的队伍向前推进。广播里播放着新修订的《劳动法细则》，其中明确规定农民参与技术革新的贡献可以折算成工分。
而在遥远的越国农庄里，农场主们正在给雇工结算工资，账本上标注的“绩效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