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发院” 到新设 “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中心”：专业化分工的历史性突破（2015 年前后）
当国家政策要求 “强化转化”、企业需求倒逼 “高效对接”、高校自身需要 “效益提升” 时，科发院 “管理与转化一体” 的模式已难以为继。2014 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 “鼓励高校设立独立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为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
此次分化的核心逻辑，是 “管理职能与转化职能的分离”：科发院作为学校职能部门，保留 “纵向项目管理、科研平台建设、科研经费审计” 等管理职能，专注于 “把科研做规范、把平台建扎实”；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中心作为直属单位，承接 “成果推广、知识产权运营、校企合作、****” 等转化职能，专注于 “把技术送出去、把效益带回来”。这种分工，就像把 “科研工厂” 和 “产品销售公司” 分开运营，科发院负责 “生产合格的科研成果”，转化中心负责 “把成果卖出去、用起来”。
从机构设置看，新中心下辖的 6 个科室极具针对性：综合办负责日常行政与资源协调，解决 “没人统筹” 的问题；项目办跟踪校企合作项目全流程，解决 “对接松散” 的问题；知识产权科专门负责专利申请、维护与运营，解决 “专利沉睡” 的问题；成果转化科聚焦技术熟化与产业化，解决 “实验室技术难落地” 的问题；校企合作科专职对接企业需求，解决 “供需错配” 的问题；****可协调地方政府与高校的合作，解决 “校地合作碎片化” 的问题。6 各科室形成 “需求对接 — 技术熟练 — 知识产权保护 — 产业化落地” 的完整链条，这是原科发院时代从未有过的专业化布局。
三、新建转化中心的内外动因：政策推力、市场拉力与高校内生动力的共振
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中心的成立，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外部政策推力、市场拉力与高校内生动力形成的 “共振效应”。2015年前后，这三股力量同时发力，最终促成了高校科技管理体系的这场关键改革。
（一）外部政策推力：从 “顶层设计” 到 “基层落地” 的政策传导
2014 年，国家层面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进入 “密集出台期”：3 月，科技部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 “科技报告中必须包含成果转化前景分析”，从源头倒逼科研人员关注转化；5 月，财政部发布《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明确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可留归单位自主分配”，为高校提供了利益激励；8 月，教育部召开 “全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座谈会”，直接要求 “有条件的高校要成立独立的转化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