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局有六十年的古籍出版经验，最懂学术着作的编校之道。”
商务印书馆的李编辑则另辟蹊径，带来了一份详尽的出版计划书：“我们计划同时推出精装和平装两个版本，并与数字出版部门合作开配套数据库，让您的校勘四法能够以多种形式传播。”
春申古籍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李女士思路新颖：“我们建议加入大量彩色书影和案例分析二维码，读者扫描即可查看高清文献图像，实操性更强。
同时我们可以组织全国巡回讲座，邀请您与各地学者面对面交流。”
甚至一些大学的出版社也加入竞争。
京大出版社社长亲自致电：“周教授，您的成果诞生在京大，理应由京大出版社出版。
我们愿意组织最高水平的编校团队，并提供最具竞争力的版税条件。”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提案。
他们不仅承诺高质量出版，还提出建立“校勘四法”
实践基地，与国图古籍馆合作，让学者们可以边读边实践，真正实现“知行合一”
。
面对纷至沓来的邀约，周硕保持着学者特有的沉着。
他仔细审阅每家出版社的方案，却始终没有轻易许下承诺。
直到一个雨后的下午，他在工作室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访客——文物出版社的老社长徐先生。
白苍苍的老先生没有带任何精美的方案或优厚的条件，只带来了一本1958年出版的《古籍校勘通例》。
“周教授，”
徐先生轻抚着那本泛黄的旧书，“我看过您的四法，最欣赏的是它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成说。
我们社可能给不了最高的版税，但我们有一支编辑团队，自己就是古籍整理出身，最懂校勘的甘苦。”
周硕翻开那本《通例》，现书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有些页边还粘着已经黄的小纸条。
徐先生微笑着说：“这是我老师留下的，他常说校勘之学关乎文脉传承，不可不慎。
我看得出来，您也有同样的敬畏之心。”
窗外，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
周硕摩挲着那本充满历史痕迹的旧书，忽然感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学术传承。
他知道自己找到了最合适的出版伙伴。
次日，周硕婉拒了其他出版社的邀请，选择与文物出版社合作。
消息传出，有人惊讶于他放弃了更优厚的条件，但更多了解周硕的人却说，这选择最符合他的学术品格：
不慕虚华，但求实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