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局有六十年的古籍出版经验,最懂学术着作的编校之道。”
商务印书馆的李编辑则另辟蹊径,带来了一份详尽的出版计划书:“我们计划同时推出精装和平装两个版本,并与数字出版部门合作开配套数据库,让您的校勘四法能够以多种形式传播。”
春申古籍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李女士思路新颖:“我们建议加入大量彩色书影和案例分析二维码,读者扫描即可查看高清文献图像,实操性更强。
同时我们可以组织全国巡回讲座,邀请您与各地学者面对面交流。”
甚至一些大学的出版社也加入竞争。
京大出版社社长亲自致电:“周教授,您的成果诞生在京大,理应由京大出版社出版。
我们愿意组织最高水平的编校团队,并提供最具竞争力的版税条件。”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提案。
他们不仅承诺高质量出版,还提出建立“校勘四法”
实践基地,与国图古籍馆合作,让学者们可以边读边实践,真正实现“知行合一”
。
面对纷至沓来的邀约,周硕保持着学者特有的沉着。
他仔细审阅每家出版社的方案,却始终没有轻易许下承诺。
直到一个雨后的下午,他在工作室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访客——文物出版社的老社长徐先生。
白苍苍的老先生没有带任何精美的方案或优厚的条件,只带来了一本1958年出版的《古籍校勘通例》。
“周教授,”
徐先生轻抚着那本泛黄的旧书,“我看过您的四法,最欣赏的是它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成说。
我们社可能给不了最高的版税,但我们有一支编辑团队,自己就是古籍整理出身,最懂校勘的甘苦。”
周硕翻开那本《通例》,现书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有些页边还粘着已经黄的小纸条。
徐先生微笑着说:“这是我老师留下的,他常说校勘之学关乎文脉传承,不可不慎。
我看得出来,您也有同样的敬畏之心。”
窗外,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
周硕摩挲着那本充满历史痕迹的旧书,忽然感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学术传承。
他知道自己找到了最合适的出版伙伴。
次日,周硕婉拒了其他出版社的邀请,选择与文物出版社合作。
消息传出,有人惊讶于他放弃了更优厚的条件,但更多了解周硕的人却说,这选择最符合他的学术品格:
不慕虚华,但求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