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文章中关于“理校法”
的部分，“我们最近正好在几个版本的异文判断上遇到困难，这个方法来得太及时了。”
林静接过期刊，就着落地灯的暖光仔细阅读起来。
作为同样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她敏锐地现了中西学术对话的可能性：“这里关于文字形讹的论述，或许可以结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那批明抄本来验证。”
她说着，走到书柜前取出一本笔记，“我记得我们在整理伯希和藏品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案例。”
当晚，在妻子协助下，弗朗索瓦给周硕写了一封诚恳的长信。
他用优雅的学术英语表达了敬佩之情，同时请教了几个关于四法在国际汉学研究中应用的问题。
信中还详细描述了一个具体案例：某个《道德经》法译本中“道可道，非常道”
的异文问题，不同版本在“常”
字处有作“恒”
、“常”
、“长”
之异，希望能用校勘四法来解决这个长期争议。
并随信附上了他们整理的大量异文对照表和书影档案。
……
这样的信件，如同雪片般飞向周硕的邮箱。
有年轻学者忐忑地请教基础问题，也有资深教授以平等姿态探讨学术细节。
特别让周硕印象深刻的是一封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邮件。
着名汉学家李约瑟的研究助手在信中写道：“我们在整理李约瑟博士遗稿时，遇到了一些中国古代科技文献中的文字疑难。
特别是《天工开物》中关于冶金技术的记载，各版本文字差异很大，校勘四法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信中还附上了李约瑟生前的手稿笔记扫描件，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
让周硕感动的是，这些来信不仅表达了赞赏，更带来了许多宝贵的实践案例和建议。
一位蜀地的老学者在信中分享了运用四法校勘《华阳国志》的心得；一位宝岛的研究员寄来了整理好的《台湾府志》异文对照表；甚至还有扶桑大学的学者来信，讨论四法在训读扶桑汉文古籍中的应用可能。
当然，更多的还是询问这本学术专着何时付梓出版。
一位偏远地区大学的老教授在信中恳切写道：“读及校勘四法之报道，深感振奋。
盼能早见专着，以惠泽后学。”
海外汉学界也对“校勘四法”
有着极高的评价，以及比国内更迫切的需求。
某国际知名汉学家在致周硕的书信中称：“此系统方法论于国际汉学研究意义非凡，期待英文版面世。”
学术界的反应之热烈，已经远远出了周硕的预期。
但他依然保持着平时的沉着，在回复每一封来信时都强调：“方法的价值在于应用，欢迎各位同仁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这套方法。”
有时夜深人静时，他会在办公室仔细研读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案例，将其中有启的见解记录下来，用于进一步完善校勘四法的理论体系。
就这样，校勘四法通过学术期刊的传播，从京大的教室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古籍整理与研究现场，成为许多学者案头必备的研究工具。
而周硕，也在与各地学者的交流中，不断丰富和展着这套方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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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四法”
在学术界引起了如此剧烈的轰动，感受最深的，除了相关工作者之外，还要数各大出版商。
每天都有书店反馈，经常有顾客询问是否有周硕教授关于“校勘四法”
的专着出版。
嗅觉敏锐的各大出版社闻风而动，纷纷派出资深编辑前往京大，希望争取到这部注定畅销的学术着作的出版权。
华夏书局的老编辑程先生最先行动。
他带着一套精心挑选的珍本古籍影印本，诚恳地对周硕说：“周教授，这套方法正本清源、继往开来，若能成书，必将惠及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