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发麻，仿佛能看见它们背后浮现出那个雨夜的审讯室，他被带走时回头对我喊：“善子，好好干！”——那声音，那眼神，那用前途换来的嘱托，如今竟被简化成这叠薄薄的纸。
“陈哥……”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像风中残烛，“当年……”他立刻打断我，笑容依旧，却多了几分警告的意味：“都过去了，提它干什么？人要向前看。”他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口气，“你现在有困难，我能帮的，就这点心意。别想太多。”他语气平和，却像一堵墙，把我所有的话都堵了回去。我忽然明白了。在他眼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需要他庇护的“善子”，而是一个可能威胁到他现有生活的麻烦。他给钱，不是出于情义，而是为了买断。买断我的回忆，买断我的感激，买断我可能开口的任何要求。
我慢慢合上手掌，那叠钱被紧紧攥住，边缘割着手心。我低下头，不敢看他。包间里的檀香忽然变得刺鼻，熏得我头晕。我想起母亲躺在病床上，枯瘦的手抓着我的衣角：“善子，别欠人情……”可现在，情义被明码标价，两千元，一桩干净利落的买卖。我多想把钱摔在他脸上，质问他：“陈国栋，你忘了你自己吗？”可我不能。我的尊严在这一叠钞票前，碎成了渣。
“谢……谢谢陈哥。”我听见自己说，声音陌生得像从别人嘴里发出。我站起身，动作僵硬得像提线木偶。“我……我得走了。”他点点头，没起身，只抬了抬手：“慢走，外面风大，注意保暖。”我拉开门，冷风猛地灌进来。身后，他轻轻哼起一段不知名的戏曲，茶香、暖意、檀香，连同那个曾为我顶罪的男人，都被关在了那扇厚重的门后。
我站在街头，路灯昏黄。手里攥着那叠两千元，像攥着一块烧红的铁。寒风刺骨，可我感觉不到冷。我的血是冷的，心是冷的，连呼吸都带着冰碴。路过一家便利店，橱窗里摆着一盒钙片，标签上写着“中老年专用”。我停住脚，盯着那盒子，突然想冲进去买下来。可我摸了摸口袋，只有这叠“应急”的钱。我慢慢蹲下来，把头埋进膝盖。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一种彻骨的冰冷——我终于明白，有些恩情，不是用来还的，是用来被遗忘的。那个为我扛下一切的男人，早已在岁月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个体面的茶楼老板，和一叠可以打发掉过去的百元钞票。
我回到家，妻子睡了。我轻轻坐下，从怀里掏出那叠钱，放在床头柜上。灯光下，那红色显得格外刺眼，像凝固的血。
我盯着它，想起十几年前。他被带走那天，我跪在局长办公室门口，哭着求领导放过他。没人理我。我冲到警车前，想拉开车门，被保安架开。他隔着车窗对我喊：“善子！别管我！好好活着！”那声音，像刀子刻在我心上。我活下来了，可活得像个影子。我总想着，等我有能力，一定要报答他。可现在，他亲手把这份恩情，贬低成了一场交易。两千元，连他茶楼里一壶好茶都买不到。
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最上面，存着“陈国栋”。手指悬在拨号键上，颤抖得厉害。我想打过去，问问他：“陈哥，那年雨夜，你后悔吗？”可我知道，他不会接。或者，他会接，然后用那种温和而疏离的语气说：“善子，别想那些了，都过去了。”过去？怎么能过去？那不是过去，那是我活着的根基！我猛地砸下手机，屏幕碎裂，蛛网般的裂痕蔓延开来，像我的心。
第二天，我去医院缴费。窗口排着长队，我前面是个农民工，穿着沾满水泥的工服，手里攥着一叠零钱，正小心翼翼地数着。他额头有道疤，像道陈年的旧伤。我忽然觉得可笑。我和他，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