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黑了，我站在那家茶楼门口。冷风从街角灌进来，吹得我旧夹克贴在身上，像一层冰。茶楼门面不大，却透着股讲究的劲儿，门口挂着红灯笼，玻璃门上贴着“清心雅叙”四个字，字写得工整，透着股不容打扰的体面。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沾了泥点的鞋，犹豫着要不要进去。我咬了咬牙，推开了门。
门铃轻响，一股暖香扑面而来，是龙井的清香混着檀木的沉稳。我站在门口，像闯进别人家的乞丐。侍应生迎上来，笑容得体：“先生，有预约吗？”我嗓子发干，挤出两个字：“找……陈国栋。”她低头看了看名单，点头：“陈总在‘听雨’包间，请随我来。”我跟着她往里走，脚下是厚实的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刻意压低声音。走廊两侧挂着字画，灯光昏黄，照得人影模糊。我忽然想起以前，他还是处长，我是他手下最拼命的干事。那时我们常在单位后巷的小摊上喝二锅头，他总说：“善子，你这人太实诚，将来要吃亏。”我笑他多虑，如今才知，实诚不是美德，是累赘。
“陈总，人到了。”侍应生轻声通报。门开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深灰毛衣，外搭一件羊绒开衫，手里捧着一只白瓷杯，正低头吹着茶。听见声音，他抬起头，眼神有一瞬的怔愣，随即笑了：“哎哟，是善子啊！快进来，外头冷吧？”他站起身，伸出手。我握住，他的手温热、干燥，带着保养得宜的柔软。我喉咙一紧，想说“陈哥，我……”可他已拉着我坐下，语气轻快：“多少年没见了，你这模样，老了不少啊。”他笑，我也跟着笑，可那笑像挂在脸上的一张皮，僵硬得发痛。
茶桌是紫檀的，茶具是整套的青瓷。他亲自给我斟茶，动作优雅，茶汤澄黄，热气袅袅上升。我捧着杯子，指尖却冷得发抖。我想起那个雨夜。那年，单位账目出问题，领导要找人顶罪。是他，在会上拍着桌子说：“这事儿我认了，李善还年轻，不能毁了前程。他因此被开除，我留了下来，后来调了岗。我一直以为，那是我一生背负的债，是刻在骨头里的恩情。可现在，他笑着问我：“现在做什么营生？”语气随意得像在问天气。
我低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工地……打零工。”他“哦”了一声，点点头，没再追问。包间里安静下来，只有茶壶咕嘟的轻响。窗外，天彻底黑了，霓虹灯亮起，映在玻璃上，像一片虚幻的星河。我想开口，想说出我的难处。可他抢先开了口。他语气忽然变得温和而疏离：“善子，这些年，不容易吧？”我猛地抬头，眼里发热，以为他终于要提起当年。可他继续说：“这年头，谁不难呢？我这茶楼，也快撑不下去了，房租涨得太狠。”他叹了口气，眼神飘向窗外，像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原来，他不是忘了，他是不想提。那场顶罪，在他眼里，早已不是恩情，而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是他如今体面人生里不愿触碰的污点。我张了张嘴，想说“陈哥，当年若不是你……”可他忽然笑了，从西裤口袋掏出一个深棕色的皮夹，动作自然得像要付账。他翻开，抽出里面所有的百元钞票，一叠，约莫二十张，塞到我手里。“兄弟，”他声音轻快，带着一种刻意的亲昵，“我就这点现金，你先应应急。”他的手在我手上拍了两下，像在安抚一个走投无路的乞丐，“别客气，都是老同事，互相帮衬。”
那一刻，我的手像被烙铁烫过。那叠钞票崭新、挺括，散发着油墨和皮革混合的气息。它们躺在我的掌心，轻飘飘的，却又重得能压碎我的脊梁。两千元。这就是我半生的恩情？这就是他替我坐牢、被开除、断送前程换来的价码？一叠百元钞票，像一场交易的尾款，一笔结清，两不相欠。我盯着那叠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