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勐腊被连绵的雨水泡得发胀，橡胶林里的雾气像扯不断的棉絮，黏在车窗上结成细小的水珠。我攥着边境公司 “痴情飘” 的蓝色通行证，指腹反复摩挲着烫金的公司标识 —— 那是一朵被风沙吹得微微倾斜的木棉花，花芯里藏着极小的 “守界” 二字。
“这趟走磨憨口岸，得跟老周的车。” 公司调度室的李姐把一叠文件推到我面前，指甲上的红漆蹭了点在文件边缘，“他跑了二十年边境线，知道哪些路段雨天容易塌方。” 我抬头时，正好看见窗外的雨帘里走进一个穿卡其色工装的男人，裤脚沾满泥点，肩上扛着卷防雨布，脸上的皱纹里似乎都嵌着边境的风沙。
“是新来的？” 男人把防雨布往墙角一放，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带着点烟草的沙哑。李姐点头，他便朝我伸出手：“周建军，叫我老周就行。明天一早出发，记得多带件厚衣服，山顶夜里能到零度。” 我握住他的手，掌心的老茧硌得我指节发疼，那是常年握方向盘、搬货物磨出来的印记。
出发前的晚上，我在宿舍整理行李，把公司发的应急灯、压缩饼干塞进背包，又特意放了本翻旧的《边境风物志》。书里夹着去年去腾冲时捡的火山石，棱角被我摸得光滑。手机响了，是母亲发来的视频通话，镜头里她正往我寄的包裹里塞晒干的菌子：“过边境小心点，听说那边有时候信号不好，记得每天报平安。” 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发，突然想起老周说的 “守界”，或许每一个走边境的人，身后都牵着这样一份牵挂。
第二天清晨六点，天还没亮透，停车场里的卡车已经亮起了大灯。老周正蹲在车头检查轮胎，见我过来，指了指副驾驶座上的保温杯：“红糖姜茶，驱寒。” 卡车驶离市区时，我看见路边的芒果树挂满青果，雨水顺着树叶滴落，在柏油路上晕开细小的水痕。
进入山区后，路面渐渐变得崎岖，卡车在盘山道上缓慢行驶，车轮碾过碎石发出 “咯吱” 的声响。窗外的雾气越来越浓，能见度不足五米，老周不时鸣响喇叭，提醒对面来车。“去年这里塌过方，” 他指着路边的防护栏，“当时我拉着一车药材，在这儿堵了三天三夜，靠啃压缩饼干过活。”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防护栏外是陡峭的悬崖，云雾缭绕，根本看不见底。
中午时分，雨终于小了些，我们在一个临时停靠点停下。下车时，我打了个寒颤，山间的风带着湿冷的气息，吹得人骨头缝里都发凉。老周从后备箱拿出两个饭盒，是公司食堂准备的米饭和腊肉：“赶紧吃，一会儿到山顶更冷。” 我捧着热饭盒，看着远处云雾中的山峦，突然发现山坡上有几间破旧的木屋，屋顶飘着淡淡的炊烟。“那是护林员的住处，” 老周顺着我的目光看去，“他们常年住在这儿，守护着边境线的林子。”
吃过饭继续赶路，卡车开始爬坡，发动机发出沉闷的轰鸣声。我打开车窗，新鲜的空气涌入，带着松针的清香。偶尔能看见路边的界桩，刷着醒目的红色，上面刻着 “中国” 两个大字。老周放慢车速，轻声说：“每次经过界桩，都得敬个礼，这是规矩。” 我看着他抬手敬礼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份看似普通的边境运输工作，藏着不为人知的庄重。
傍晚时分，卡车终于抵达磨憨口岸。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口岸的联检大楼灯火通明，排队等候通关的车辆排起了长龙。老周把车停在指定区域，拿出证件准备办理通关手续：“你先去旁边的小店歇会儿，我办完事来找你。”
我走进路边一家名为 “边境小馆” 的餐馆，老板娘是个热情的云南大姐，操着一口带着方言的普通话：“姑娘，第一次来边境吧？要不要尝尝我们这儿的傣味舂鸡脚？” 我点了一份舂鸡脚和一碗米线，看着餐馆里来来往往的人 —— 有穿着制服的边检人员，有背着大包小包的商人，还有带着孩子的旅客。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说着不同的话题，却都在这片小小的餐馆里，享受着片刻的安宁。
米线端上来时，香气扑鼻，我刚吃了一口，就看见老周走进来。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