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珍发现。她要告诉厂长，我一时糊涂……”
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初七，他把阿珍锁在地窖，想等风头过去再放她走。没想到当晚有人放火，等他撬开地窖时，只找到这半只鞋。
“放火的是谁？” 我追问。
“是镇上的联保主任。” 老人的声音带着哭腔，“他拿了日本人的好处，要销毁厂里为新四军做军鞋的证据。那批鞋的鞋底都做了暗记。”
他指着鞋跟处的红漆标记：“阿珍发现了这个，才被灭口的。”
老人说，这些年他总在月圆之夜来厂区，把那双修复好的白鞋挂在房梁上，希望能平息阿珍的怨气。可每次挂上去，鞋都会自己飘起来，像在寻找什么。
“她在找真相。” 林秀把两截断鞋合在一起，泪水滴在鞋面上，“奶奶说，姨婆总说要让好人不蒙冤，坏人受惩罚。”
我们把账册和证据交给了当地文物局。专家鉴定后确认，利民鞋厂确实在抗战期间为地下党提供过军鞋，刘管事的账册和阿珍的遗物成了重要史料。
三天后的月圆夜，我和林秀又去了白鞋坊。主楼大厅里空荡荡的，房梁上空无一物。月光透过破窗洒在地上，像铺了层银霜。
“她走了。” 林秀轻声说。
离开时，我回头望了一眼，仿佛看见厂房的阴影里，有个穿旗袍的姑娘微笑着转身，脚上的白鞋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后来王老汉告诉我，镇上再也没人见过漂浮的白鞋。只是偶尔在雨夜，有人会听见鞋厂方向传来缝纫机的声响，哒哒哒，像在赶制一双永远做不完的鞋。
我把这个故事写成特稿，发表在报纸的民俗版。编辑说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人说想起了自家老人讲过的类似故事，有人问那双鞋最后去了哪里。
我没有答案。或许有些执念，会化作某种形式留在世间，直到真相大白的那天。就像倘塘镇的雨，虽然带着铁锈味，却总能洗去些什么，留下些什么。
特稿发表后，倘塘镇突然热闹起来。不少民俗爱好者和探险者慕名而来，都想亲眼看看那座传说中的白鞋坊。镇政府索性将废弃厂区修缮一番，开辟成了 “利民鞋厂历史陈列馆”，林秀成了这里的讲解员。
我再次来到倘塘时，正赶上陈列馆开馆仪式。林秀穿着改良的旗袍，站在阿珍的照片前，向游客讲述那段尘封的历史。她的声音清亮，眼神坚定，再也不见当初的怯懦。
“这是当年的次品胶鞋，刘管事就是用它们调换了优质原料。” 她指着展柜里的展品，“而这半只烧焦的白鞋，是阿珍姨婆留下的最后线索。”
人群里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听完讲解后久久不肯离去。她拉着林秀的手，从包里掏出个布包：“姑娘，你看看这个。”
布包里是双绣着梅花的鞋垫，针脚细密。“这是我母亲做的，她当年也在这鞋厂做工，说有个叫阿珍的姐妹，总帮她抢重活干。” 老太太抹着眼泪，“母亲临终前还念叨，阿珍是个好人，不该落得那样的下场。”
林秀把鞋垫放进展柜，和那双白鞋的残片放在一起。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两件物品仿佛在无声地对话。
那天下午，我在陈列馆的留言簿上看到很多留言：
“愿每个善良的人都被温柔以待。”
“历史不该被遗忘。”
“那双鞋，其实是正义的眼睛吧。”
离开倘塘时，林秀送了我一双布鞋，是她亲手做的，鞋底纳着细密的针脚。“这是按当年的样式做的，” 她说，“我奶奶教我的，她说手艺不能丢。”
车窗外，白鞋坊的红砖厂房在夕阳下泛着温暖的光。我突然明白，有些东西比传说更长久，比如善良，比如真相，比如一双鞋里藏着的，关于尊严与正义的故事。
半年后，我接到林秀的电话，她的声音带着些许犹豫：“李记者，你能不能再来一趟倘塘？出了些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