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明明灭灭，映得他的脸忽明忽暗。
半夜里，我被冻醒了。篝火不知什么时候灭了，帐篷外传来 “咯吱” 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开冰柜。我拉开帐篷拉链，看见陈瞎子站在停尸房门口，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
“陈叔？” 我喊了一声，他没回头。我走过去拍他的肩膀，手刚碰到他的衣服，就觉得不对劲 —— 他的衣服湿冷湿冷的，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
陈瞎子慢慢转过身，我吓得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的脸白得像石膏，墨镜掉在地上，眼窝里塞满了棉花，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弧度，脸上淌着水，顺着下巴滴在地上，“滴答，滴答”，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水里浮着些白色的药片。
更可怕的是，他手里拿着支注射器，针头闪着寒光，正往我的胳膊上凑。他的指甲缝里塞满了黑色的药膏，一股樟脑丸的味道从他身上飘出来。
“该换药了。” 陈瞎子的声音变得尖细，像女人的声音，“你的体温…… 还没到 42℃呢。”
就在这时，我兜里的黄符突然发烫，烫得我赶紧掏出来。符纸一碰到陈瞎子，他就像被硫酸泼了似的尖叫起来，身上冒起白烟。我趁机踹开他，往停尸房里跑。停尸房的冰柜都开着，里面结着厚厚的冰，冰里冻着些模糊的人影，有的穿着白大褂，有的穿着和服。
最里面的冰柜上贴着张病历，上面写着 “佐藤 23 岁 青霉素过敏死亡”，照片上的女人梳着齐耳短发，眼睛亮亮的，胸前别着支钢笔。
我抱着冻得发硬的病历，在停尸房蹲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在冰柜底下摸到个东西，是个用防水布包着的小本子，纸页边缘结着冰碴。
本子是陈瞎子姑妈的日记。里面记着 1945 年的事：她在医院打杂，负责清洗注射器。那些护士都是被强征来的日本女人，佐藤是其中最年轻的，总偷偷给中国病人多塞止痛药。后来日本兵败退，军医要把所有护士和病人活活烧死，佐藤把她推进冰柜，自己却跑回药房，说要销毁实验记录。
日记最后一页写着：“火太大了，我听见佐藤在喊‘别碰那支紫色药水’，那是他们研究的病毒，能让人烧到 42℃，变成只会打针的疯子…… 她手里总拿着支断针注射器，说是她弟弟送的生日礼物，弟弟是反战的学生，被枪毙了……”
我掏出那支断针注射器，突然明白过来。佐藤不是害人的鬼，她在保护什么。那些被烧死的人，包括她自己，都被病毒感染了，42℃是病毒发作的温度，无影灯的光会让他们失去理智。陈瞎子的姑妈当年肯定是被病毒影响了，才会觉得佐藤在害人。
我拔开注射器的活塞，里面的浑浊液体慢慢流出来，在地上汇成个紫色的小水洼。水洼里映出个影子，是佐藤，她正蹲在药房的灰烬里捡东西，手里攥着半块烧焦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穿学生装的年轻男人。
就在这时，停尸房的门被撞开了。陈瞎子站在门口，手里举着把手术刀，眼睛里淌着血：“把注射器给我！那是我姑妈的药！她病了，需要它！”
我跟着陈瞎子往手术室走。他的眼睛里泛着紫光，脚步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上。我手里紧紧攥着那支断针注射器，针尖在晨光里闪着冷光。
走到手术室门口，陈瞎子停住了，指着手术台上的灯。无影灯突然亮了，发出惨白的光，照得地上的血迹像新鲜的一样。手术台上绑着个稻草人，穿着陈瞎子姑妈的衣服，胸口插着支注射器，里面是紫色的药水。
“她每年都要回来打针。” 陈瞎子突然哭了，“病毒让她以为自己还是病人，佐藤的鬼魂一直在保护她，用体温计提醒她远离病毒，用冰柜给她降温……” 他指着墙角的焚化炉，“我姑妈上个月去世了，死前还喊着佐藤的名字，说要还她的钢笔。”
我爬上手术台，发现无影灯的底座里藏着个铁盒。打开铁盒，里面是些烧焦的文件，上面写着日文，还有支钢笔 —— 和佐藤照片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