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以及各种拜神运动时我们曾提到过赵恒的“仁慈和大方”
，比如他在重大节假日期间对官员们的各种赏赐在那以后都成为了宋朝官场的惯例，但这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赵恒把官员的恩荫制度给彻底打破了。
在赵恒时期，每逢郊祀大典以及皇帝生日这种性质的大礼之日就是大臣们最为幸福和期待的日子，因为他们不但会收到各种丰厚的赏赐，而且他们在这一天还可以将自己的一个儿子举荐为官，上至宰执大臣以及在京的各部门主官，下至各路的转运使和提点刑狱使等省厅级官员都有这种特权。
要命的是，皇帝可是每年都会过生日，但官员们的儿子却没那么多，儿子不够怎么办？简单，没有儿子还有侄儿，没有侄儿还有其他的各路亲族子弟。
长此以往，大宋的各级只挂职不干事的官员就多如牛毛，而由此给国家财政所带来的负担也就可想而知。
范仲淹提出以后朝廷实行恩荫制度只能给大臣们的亲生儿子封官，侄儿亲族之类的一律不许，地方官则必须是干满了两年之后才能申请恩荫子弟。
而且，即使是封官也不能随意将这些人安排进馆阁重地，这类官员的递补和升迁必须得经过严格的考察和考核才行，没有本事和才学的不许成为馆阁官员以防滥竽充数。
三、精贡举。
自赵光义时代开始宋朝每次科举所录取的进士人数往往都是数百人之多，而到了赵恒时期更是呈泛滥之势，诸如只要参考的次数达到了标准或者年纪实在是太老就可以直接被录取，这就偏离了为国选材的宗旨和初衷。
在这几百人里面真的具有真才实学和实干能力的无外乎就是一两百人，而后面的这些人其实都难免有浑水摸鱼之嫌。
再者，科举的选材制度也有问题，简而言之就是重诗词歌赋而轻策论，结果就是善于死记硬背和能说会道的人陆续走上了官场，但为官之后却只是一群只会之乎者也的教条主义者——用范仲淹的话来说就是“专辞藻而不明理道”
。
范仲淹建议以后录取的进士必须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那些靠熬资历和年纪混进士的现象必须杜绝，而且录取的人数也应该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加以控。
选材的时候需要将策论放在诗词歌赋之前，让那些只会背诵并默写圣人语录的人往一边站，进而让那些懂得将理论联系实际的人选拔出来。
四、择长官。
这一条其实与第一条所阐述的宗旨基本相似。
针对当前吏治腐败且官员不作为的现象，范仲淹建议向全国各地派出督查组审核各级官员的施政能力并对其进行奖励或惩处，能者居上庸者罢黜。
以前的那种只要熬满三年就要升官的政策不再施行，要想升官就得拿出成绩，否则要么原地不动，要么罢你的官。
同时，范仲淹建议大州的知州、各路转运使和各路监察、刑狱类官员应该由两府大臣进行选拔和举荐，翰林学士和知制诰这种两制官员则负责选拔和举荐一般州郡的地方长官，其他的地方行政长官（包括县令）则由三司、御史台、谏院、开封府、以及各路转运使负责举荐和选拔。
总而言之，以后升官不能只看资历，更重要的是要看你的能力和政绩，这就彻底摧毁了维系数十年的官场晋升秩序。
这样做其目的不言而喻，朝廷现在需要的是会干事的能吏，在其位必谋其政，否则你就走人或下课。
五、均公田。
这一条主要跟官员的利益有关。
自北魏时期开始地方官员都会被朝廷分配一定面积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的“职田”
。
你在这个地方当官，这块地就是你的，你走了之后它就归属你的继任者。
之所以有这个政策，一来是为了解决一下官员的生存问题，虽然粮食蔬菜可以买，但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总归是好的，二来就是间接地给官员们增加一点收入和福利，而且有些时候这还被算成了官员俸禄的一部分。
这个事情说来就是个很大的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