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这几年的分红，以及王、李二位坚持分给我的一部分补偿，一共得了四百多两银子。
握着那厚厚一叠银票，我却感觉不到丝毫喜悦。是屈辱，是无力，更是一种彻骨的冰凉。我独自一人在长江边坐了一夜，江水黑沉，映不出星光。
父亲当年在江边放下考篮时，是怎样的心情？是绝望，是解脱？而我此刻，却只有一种被这世道狠狠扇了一耳光的清醒。
为什么父亲当年一定要我读书？为什么他至死都放不下那个科举梦？从前我只觉得那是固执，是迂腐。现在，我摸着怀里那冰凉的银票，忽然明白了。钱，可以辛苦挣来；但权，轻轻一句话，就能让你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没有功名，没有官身护体，任你积累多少财富，也不过是权贵眼中待宰的肥羊，连挣扎的余地都微乎其微。父亲逼我们读书，或许不是不知我们天赋有限，而是他更深切地体会过，在这世间，没有那一层官衣庇护，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酒楼没了，但我有了四百多两银子，这在寻常百姓家，已是巨款。我在城里买了一处小巧但精致的院落，总算有了真正属于自已的家。经此一劫，我身心俱疲，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着家中幼子稚嫩的脸庞，一种强烈的念头驱使着我，该回一趟白湖村了。
我雇了两辆大车，装满了从府城采买的各色礼物，粗麻布匹，糕点吃食，给族里长辈的，给弟弟一家的。我还特意备下了一套上好的湖笔、徽墨、宣纸、端砚，用锦盒仔细装了，带给父亲。
回到阔别多年的白湖村，村口那棵大树似乎更苍劲了些。父亲老了很多，但眼神依旧清亮，甚至带着一种沉浸在自已世界里的专注。弟弟茂山接替了父亲，成了新村长，脸上多了风霜，也多了些沉稳。
我没有提酒楼被夺的糟心事，只笑着说自已在府城开了酒楼，生意尚可，此次回来看看。父亲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在我呈上那套笔墨纸砚时，手指在上面停留许久。抬头，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明文，可曾蒙学？”
我忙答：“正准备送他去塾里开蒙。”
父亲脸上这才露出欣慰的表情，点了点头：“嗯，启蒙要早，根基才稳。”
父亲并没有因为我回来就停下他的事业。村里的几个孩童，还有附近地主商户送来的孩子蒙学，父亲就拿着戒尺，带着他们诵读四书五经，心里有一种说不来的滋味。
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混杂着孩童的稚嫩与不耐，仿佛时光从未流逝。我看着父亲站在那些孩子中间，身形瘦小，却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坚持。他把自已未竟的抱负，对我与弟弟失落的期望，都倾注在了这些蒙童身上。
也许，我骨子里也继承了父亲的这点执拗。酒楼被夺，并未让我彻底放弃。我只是换了种方式。
我在村里住了七天。临行前，我带了一个族里贫穷的晚辈秦永财回府城帮忙，他机灵肯干，是个好苗子。同时，我拿出一百两银子，交给父亲：“爹，这钱您留着，贴补家用，或者…给孩子们买些书。”
父亲看着我，没有推辞，默默地收下了。那一刻，我感觉到，我们父子之间，那因十年科考失败而冰封的关系，似乎有了一丝微妙的融化。他或许明白，我走的这条路，虽然与他期望的不同，但也算走出了模样。
回到武昌府，我重整旗鼓。依旧拉着王员外和李举人参股，但这次，我学乖了。
占股构成更加清晰，我也刻意控制着酒楼的规模和盈利水平，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只求平稳。
我将更多精力放在经营自已的人脉上，与各级衙门的胥吏维持着不近不远、恰到好处的关系。用赚来的钱，又陆续购置了两处小房产出租，细水长流。
日子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过着。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父亲托信而来。信很短，字迹却透着一股罕见的急切。他说，他在村里找到了一个极好的读书苗子，天资聪颖，过目不忘，是块璞玉。
让我务必在府城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