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脸上，然后就那么看着我和弟弟，只是身形佝偻了下去。
我站在一旁，手脚冰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一刻，我清晰地听见了某种东西碎裂的声音，在我们三个人之间。但父亲依旧督促我们读书。
直到我二十一岁这一年。我和弟弟，从童子考到了青年。父亲回到村里，看着摊开的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十年来的每一笔开支：某年某月，支取银钱若干，用于束脩；某年某月，支取银钱若干，用于购书、房钱、日常用度…最后一行，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旁边是一行小字注释：白湖村秦氏宗族公账，现存：无。
父亲回到府城，走到书房里，默默地拿起我和弟弟用了十年的考篮。那考篮是竹篾编的，边角已经被磨得光滑发亮，里面装着毛笔、砚台、墨锭，还有几本我们翻烂了的、划满了密密麻麻批注的典籍。
父亲没有看我们，只是低声说了一句：“走吧。”而后开始收拾书籍和物品，我和弟弟对视一眼，默默地跟在父亲身后帮忙收拾。
在收拾行李回白湖村的码头上，我停住了脚步，说道：“爹，我不想回白湖村，我想留在武昌府闯荡。”父亲只是停留了一会，尊重我的选择，给我留了他身上仅余的钱财，三贯铜钱。让我在府城注意安全，实在不行，就回村里。
父亲和弟弟的身影，混入码头熙攘的人流，最终消失不见。
我独自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三贯的铜钱。江风依旧带着水汽吹拂，只是再无人为我遮挡。
回白湖村？不。那意味着承认十年苦读是一场彻底的荒唐，意味着我要在族人复杂的目光中，接过父亲曾经的角色，守着那几亩薄田，重复祖辈的轨迹。我不甘心。这武昌府的繁华与冷漠，它吞噬了我少年的梦，难道就不能给我一条别的路走？
我在江边站了很久，直到夕阳将江面染成一片破碎的金红。转身，我走向与归家相反的方向，走向这座城市的深处。
最初的落脚点，是码头附近最嘈杂、最混乱的大通铺，一夜只需几文钱。呼噜声、汗臭味、蚊虫的嗡鸣，还有同铺那些脚夫、船工们口无遮拦的谈话，构成了我新生活的底色。
那三贯钱，我不敢轻易动用。每日只啃最硬的粗面饼子，喝江里打上来的生水。如今，才真正尝到生存二字的滋味。
我必须找一条活路。码头上扛包，一天下来，肩膀肿得老高，挣的铜板却只够当晚的住宿和一张饼。
这不是长久之计。我留意到，码头往城里走不远，有一家名叫醉仙居的酒楼，三层楼阁，终日客流不息，门口的伙计迎来送往，嗓门洪亮。或许…那里需要人手。
我鼓起勇气，找到醉仙居的后门，对着那个正蹲着像是管事模样的人，说明了来意后，塞上了父亲给我留下的所有钱。
那管事抬起眼皮，上下打量我几眼，便挥挥手：“留下试试吧，管吃住，没工钱，干得好三个月后再说。”因为我读过书，会算数，而且面容端正，眼神也还清明。
就这样，我成了醉仙居最低等的学徒。
我的床，是后院柴房里用两条板凳搭起的一块旧门板，上面铺着些干草。凌晨三点，星子还亮着，就会被管事的吼声叫起。
挑水，要把后院那口大缸挑得满满当当，肩膀从火辣辣的疼到磨出厚茧。劈柴，要劈够一天所用，虎口震得发麻，打扫，前厅的桌椅要用碱水细细擦过，不能留下一丝油渍，地板要扫三遍再拖两遍，直到光可鉴人。
早餐时，我要给师傅们，掌柜的端洗脸水，晚上要端洗脚水。后厨忙起来，我被叫去洗菜、切葱姜蒜，只能碰那些最不值钱的边角料，真正的鱼肉掌腥，我连砧板的边都摸不到。
午市和晚市，是真正的考验。端着沉重的木质托盘，上面放着滚烫的菜肴，在拥挤的食客和奔跑的伙计间穿梭，既要快，又要稳，还要腰要弯。
我亲眼见过一个学徒因为洒了一盘红烧肉，被罚光了三个月后本该发的第一份微薄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