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的边角。每次有人坐在桌旁，稍一俯身，桌子就会发出“吱呀”的轻响，像在勉强支撑着不散架。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混着旧木头的朽味与墙角受潮布料的酸气，连摆在桌角的搪瓷缸子都沾着这股气息——那些缸子是从退役军营调拨来的，缸身的蓝漆成片剥落，露出银白的铁皮，有的印着“生产建设”的字样，有的画着模糊的五角星，每次分发热水，都得按顺序轮着用，晚来的人只能捧着冰凉的缸子等下一壶。
彼时格里芬最紧缺的，从不是维持运转的经费，而是真正懂战场、懂战术的人。临时办公室的文件柜里，堆着半尺高的空白编制表，表头印着“格里芬作战班组编制草案”，却没人敢轻易下笔——管理部门要搭起能对接后勤、指挥、情报的框架，可没人清楚人形部队该如何与人类士兵适配；基层班组要定作战编制，却连“一个小队该配几名人形机枪手、几名侦查兵”都争论不下，墙上贴的阵型草图改了又改，铅笔印叠着铅笔印，最后成了一团模糊的黑痕。有次组织新兵进行伏击模拟训练，三个新兵按自己的想法搭了防御阵，结果“敌方”从侧翼绕后时，整个阵型瞬间溃散，负责指挥的年轻士官攥着训练报告，站在满是狼藉的训练场里，半天说不出话——没人教他该如何拆解突发伏击，那些从书本里看来的理论，到了实际场景里，连半点用处都没有。
这般困局里，最先撑起格里芬战术骨架的，是那群从战场上拽着半条命退下来的退伍老兵。他们大多年近四十，脸上刻着风霜，身上带着洗不掉的战场印记：有个叫老周的老兵，左胳膊上留着一道十厘米长的弹片疤痕，疤痕边缘泛着浅褐色，像条蜷着的蚯蚓，每逢阴雨天，他总下意识地用右手揉着疤痕处，指尖划过粗糙的皮肤，像是在触摸当年留在肉里的弹片；还有老郑，右腿在巴赫穆特的巷战里被塌落的预制板砸伤，落下了跛脚的毛病，走路时总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木拐，拐头包着层旧布条，那是他在战壕里用了三年的物件。
安全局的机密资料他们带不走，军方的制式手册也早按规定上交，可那些刻在骨血里的战场经验，从不是纸页能束缚的。
老周常在办公室的白纸上画火力点布局，铅笔尖在纸上快速移动，连测量都不用，就能精准标出“此处墙身为240实心砖，可抵御7.62步枪弹直射”“那处洼地深度0.5米，士兵卧倒后可避开60迫击炮的破片杀伤范围”——这些数据，是他在马里乌波尔巷战里，用三次险些丧命的经历换来的。有次年轻士官问他“怎么确定机枪手的位置才不露死角”，老周没说话，只是在纸上画了个十字街景，然后在街角二楼的窗口位置画了个圈：“当年我在这架机枪，对面楼的敌人冲了三次都没过来——机枪手得卡在‘敌人看得见却打不着’的死角，马里乌波尔那仗，我战友就是没找对位置，刚架好枪就被流弹打穿了肩膀。”
老郑则总在空地上用白粉笔划战壕间距，粉笔画出的横线笔直，间距精确到半米：“巴赫穆特的战壕，我们一开始按一米的间距挖，结果迫击炮一来，还是伤了人。后来改成一米五，就差这半米，炮弹破片就落不到人堆里。”他拄着木拐，在横线间来回走，跛脚的动作带着熟悉的节奏，像是又走回了当年的战壕——那时炮火在头顶炸响，他趴在战壕里，听着身边战友的呼吸声，心里数着间距，连咳嗽都不敢大声。
这些老兵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言辞，只是默默把战场经验变成一张张草图、一组组数据、一段段叮嘱。他们的疤痕、他们的跛脚、他们闭着眼都能画出的火力点，成了格里芬初创时最坚实的支柱——没有他们，那些空白的编制表只会永远空白，那些混乱的模拟训练只会反复上演，格里芬或许从一开始，就撑不过乱世里的第一波风浪。
后半夜的办公楼早没了白天的嘈杂，就剩几盏灯亮着，光透过窗户玻璃上的雾，在外面的黑夜里晕出圈模糊的黄。屋里一股子烟味混着旧纸张的潮气，飘在晃悠悠的长桌上空——这桌子还是从旧货市场拉来的，四条腿垫着硬纸片，有人胳膊肘往桌上一撑，就跟着晃两下。
桌上的铁皮烟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