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宗族私兵不过千人，远不足以与曹军抗衡。
更重要的是，伏完清楚董承为人“志大才疏，好谋无断”，此前多次参与密谋均以失败告终，与他合作风险极大。
经过数夜的辗转反侧，伏完最终拒绝了董承的请求。
他对董承说：“今曹操势大，未可轻动。若事机不密，恐累及圣躬与皇后，愿公三思。”
为了表明立场，伏完甚至主动向曹操的谋士荀彧透露了董承的一些“不轨言行”，但隐去了衣带诏的核心内容——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既想撇清自己，又不愿彻底出卖董承，暴露了他内心的矛盾。
建安五年正月，衣带诏事件败露，董承及其同谋者被满门抄斩。
更令人震惊的是，曹操不顾汉献帝的哀求（董贵人当时已有身孕），执意诛杀了董贵人。
消息传到伏府，伏完彻夜未眠，他知道，下一个可能就是伏氏家族。
董贵人之死让许昌宫城笼罩在恐怖之中。
伏皇后亲眼目睹了曹操的残忍，也感受到了丈夫汉献帝的绝望。
这位年仅二十岁的皇后，虽身处深宫，却有着远超常人的勇气。
她决定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在一个深夜，秘密写下一封书信，派心腹宦官送到伏完手中。
这封被后世称为“伏后密信”的文书，如今已无原文传世，但《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了其核心内容：“操残逼帝室，擅杀董贵人，今又欲图害宗室，若不早图，汉室必亡。父为国家元舅，当思救国之策，毋令后世笑我父女无能。”
信中不仅控诉了曹操的暴行，还明确要求伏完策划诛杀曹操。
接到密信的伏完，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女儿的决绝让他既欣慰又恐惧——欣慰的是伏氏有女如此，恐惧的是这封信一旦泄露，整个家族都将万劫不复。
他将密信反复读了数十遍，泪水浸湿了信纸。
作为父亲，他不忍让女儿独自面对危险；作为汉臣，他无法坐视汉室倾颓；但作为家族的掌舵人，他又不敢拿百余人的性命冒险。
伏完开始暗中联络一些对曹操不满的旧臣，包括议郎赵彦、少府耿纪等。
他们多次在伏府秘密会面，商议对策。
赵彦提出“借孙权、刘备之力，内外夹击”的方案，认为可以派使者联络江东的孙权和荆州的刘备，让他们出兵攻打许昌，同时城内举事响应。
但伏完认为此计过于冒险——当时孙权、刘备虽与曹操为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且使者往返途中极易被曹操察觉。
耿纪则建议“利用祭祀之机，诛杀曹操”。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赤壁战败后返回许昌，按惯例要到太庙祭祀祖先。
耿纪认为可以在太庙埋伏刀斧手，趁曹操行礼时将其斩杀。
伏完起初同意了这个计划，并开始暗中联络太庙的守卫将领。
但在行动前夕，他得知曹操早已料到可能有人行刺，祭祀时带了许褚等贴身护卫，且太庙周围布满了便衣士兵。
伏完再次选择了退缩，以“时机未到”为由中止了计划。
多次谋划失败，让伏完的身体日渐衰弱。
他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在忧思与恐惧的双重折磨下，病情愈发严重。
建安十四年（209年）冬，伏完在许昌的府邸中病逝，享年五十八岁。
临终前，他将那封伏后的密信烧毁，对儿子伏典、伏德说：“我一生谨慎，未能报国，愧对你妹妹，也愧对汉室。你们日后当以家族存续为重，勿涉政事。”
伏完的去世，让伏氏家族失去了主心骨，也让伏皇后失去了唯一的外援。
此时的她，或许还不知道，父亲临终前烧毁的只是密信的副本，原件早已被曹操的眼线截获，只是曹操为了等待合适的时机，一直没有发作。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已彻底平定北方，进位魏公，加九锡，权势达到顶峰。
他认为铲除汉室最后的象征——伏皇后及其家族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