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标志。
为了立威，董卓还采取了极端手段：毒杀何太后与弘农王。
何太后是少帝生母，虽曾反对何进诛宦，但对董卓而言，她始终是“外戚势力”的象征；弘农王虽已被废，却仍是潜在的“复辟旗帜”。
董卓派人将鸩酒送至弘农王府，谎称“太后有诏，令王饮此酒”。
弘农王挣扎不从，最终被强灌而死，年仅十五岁。
这一行为彻底清除了宫廷中反对他的势力，却也暴露了他的残忍本性，让天下士人不寒而栗。
掌控朝政后，董卓开始毫无顾忌地宣泄其贪婪与残暴。
他纵容士兵在洛阳城内烧杀抢掠，美其名曰“搜牢”——“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
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
连汉灵帝的母亲永乐太后的侄子也未能幸免，其府邸被士兵洗劫一空，家人惨遭屠戮。
更令人发指的是，董卓甚至将魔爪伸向皇家陵寝：他下令挖掘邙山之上的帝王及公卿陵墓，盗取其中的珍宝，“又奸乱公主，妻虐宫人”，将洛阳变成了人间地狱。
对于反对他的士人，董卓更是毫不留情。
袁绍、曹操等人逃离洛阳后，他下令逮捕其家族，“诸袁死者五十余人”；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曾劝董卓“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人心”，后因反对董卓迁都而被斩首；侍御史扰龙宗只因晋见时忘了解除佩剑，便被董卓当场打死。
这些暴行让“天下士人，莫不愤怒”，也为日后的“关东讨董”埋下了伏笔。
董卓的倒行逆施，终于点燃了天下诸侯的怒火。
初平元年（190年），勃海太守袁绍被推举为盟主，关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组成“关东军”，由此拉开了汉末军阀混战的序幕。
关东军虽声势浩大，实则各怀鬼胎：袁绍想借机树立威望，曹操欲匡扶汉室，袁术则觊觎皇位，其他诸侯多持观望态度。
但即便如此，联军的出现仍让董卓感到了威胁。
他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比如派遣徐荣在荥阳大败曹操，令孙坚一度受挫——但内心深处对关东联军仍存畏惧，尤其是担心洛阳地处中原，四面受敌，难以固守。
同时，他也急于摆脱关东士人的包围，回到自己势力范围所在的关中地区。
于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浮出水面——迁都长安。
迁都之举堪称一场浩劫。
董卓强迫洛阳数百万百姓西迁，沿途“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
百姓们被迫放弃家园，带着简陋的行李在士兵的皮鞭下前行，许多人因饥饿、疾病或反抗而死，尸体沿途堆积，竟阻断了道路。
更残忍的是，董卓为了断绝百姓的归乡之念，下令焚烧洛阳城：“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
这座自西周以来便作为帝都、历经数百年繁华的城市，就此化为一片焦土。
《后汉书》记载，大火燃烧了数月不熄，昔日的亭台楼阁、市井街巷，尽成灰烬，“鸡犬亦尽，室屋荡尽，无复行人”。
迁都长安后，董卓的权势达到顶峰。
他自封为太师，号“尚父”——这是姜子牙曾获的尊号，董卓以此暗示自己是“辅佐天子的圣人”。
他还为自己设置了“相国府”，其规模与皇宫无异，府中设有“诏狱”，可随意逮捕审判官员；又命人在郿县（今陕西眉县）修建了一座“万岁坞”，高厚各七丈，坞内囤积了足够三十年食用的粮食与无数珍宝，“金玉、缯帛、珍玩，积如丘山”。
董卓曾得意地对亲信说：“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这种短视与贪婪，早已注定了他的败局——他从未想过如何治理天下，只想着如何保全自己的财富与性命。
然而，长安的繁华并未让董卓收敛其残暴。
他以酷刑威慑群臣，“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