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征他为“少府”（负责宫廷后勤的文职），意图将其调离军队。
董卓却上书推辞，理由极具煽动性：“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
——他将士兵的不满归咎于朝廷，暗示自己是“被迫”留在军中安抚部众，朝廷竟无可奈何。
不久后，灵帝又改任他为并州牧，令其将兵权交予皇甫嵩，董卓再次抗命，只带五千亲兵前往并州，其余部队仍牢牢掌控在手中。
这两次抗命，已显露出董卓对中央权威的轻视，也预示着他终将走向与朝廷对抗的道路。
中平六年（189年），东汉帝国的权力天平因灵帝驾崩而剧烈倾斜。
年仅十四岁的少帝刘辩即位，其母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何太后之兄）掌控朝政。
当时，宦官集团“十常侍”与外戚集团的矛盾已到白热化程度：何进欲诛杀宦官，却因何太后反对而犹豫不决。
在袁绍的建议下，何进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策——密召董卓率军入京，以“兵威”胁迫太后同意诛宦。
这一决策堪称饮鸩止渴。袁绍等人以为董卓是“边地粗人”，易于掌控，却不知董卓早已觊觎中原。
接到诏令后，董卓即刻率军向洛阳进发，同时上书朝廷，公开宣称“辄勒兵马，驰赴京邑，辄扫除奸秽，以清圣朝”——他将自己包装成“清君侧”的义士，为入京寻找合法性。
然而，历史的剧本往往充满巧合。
在董卓抵达洛阳前，何进已被宦官诛杀，袁绍、袁术又带兵入宫屠戮宦官，宫中大乱。
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即后来的汉献帝）被宦官裹挟出逃，于北芒山（今河南洛阳北）遇董卓大军。
这一戏剧性的相遇，成为董卓权力登顶的起点。
初见少帝与陈留王时，少帝吓得语无伦次，连话都说不完整；而年仅九岁的陈留王却能从容对答，清晰讲述宫中变故。
董卓由此心生废立之意：废黜懦弱的少帝，另立更易掌控的陈留王，既能彰显自己“再造社稷”的权威，又能“挟天子以令诸侯”。
但废立之事兹事体大，必须以强力压制反对声音。
董卓首先着手扩充兵力。
他初入洛阳时，兵力不过三千，不足以震慑朝野。
于是他玩了一个“障眼法”：每晚令士兵悄悄出城，次日清晨再大张旗鼓入城，谎称“西北援军抵达”。
洛阳士民不明就里，误以为董卓兵力雄厚，不敢轻易反抗。
与此同时，他迅速收编了何进、何苗的部曲（约数万人），又设计诱使吕布杀死执金吾丁原，吞并了其麾下的并州军——尤其是吕布这员猛将的归顺，不仅让董卓的军事实力瞬间膨胀，更获得了掌控洛阳城防的关键力量。
短短数月，董卓便完全掌控了洛阳的军权，成为城中唯一的“话事人”。
随后，他开始在朝堂之上推行废立计划。
中平六年九月，董卓召集百官，公然提出：“少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陈留王年虽少，智略天成，可承大统。吾欲废帝，立陈留王，诸公以为何如？”
话音刚落，尚书卢植便厉声反对：“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于桐宫；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罪行千余，霍光乃废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
袁绍也当庭驳斥：“汉家君天下四百余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今上无过，公欲废嫡立庶，非义也！”
面对反对声浪，董卓露出了獠牙：“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
他当场拔剑威胁，卢植、袁绍虽强硬，却无兵权支撑，最终只能隐忍——袁绍次日便逃离洛阳，卢植则被免官归隐。
其他官员见状，再也无人敢反对。于是，董卓强行废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献帝，自任太尉，封郿侯，不久又进位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这是西汉萧何曾获的殊荣，如今却成了董卓架空皇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