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他在郿坞设宴，竟将数百名反抗他的“山东兵”押至席间，当场施以“大解”（肢解）之刑，“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
受刑者的惨叫响彻宴厅，赴宴的官员吓得浑身发抖，董卓却“饮食自若”，甚至以此为乐。
这种极端的恐怖统治，让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官员们见面不敢交谈，路上相遇只能以目示意。
董卓的经济政策更是加速了社会的崩溃。
他为了搜刮财富，下令熔毁长安及洛阳的铜人、铜钟、铜马等，铸造劣质的“小钱”——这种钱直径不足一寸，没有花纹，重量仅为正常五铢钱的五分之一。
大量劣质货币涌入市场，导致物价飞涨，“谷石至数万”，百姓用一车钱都买不到一石米，许多人因饥饿而死，“人相食”的惨剧屡见不鲜。
长安城内，“民人相食，白骨盈积”，曾经的帝都沦为人间炼狱。
更致命的是，董卓的多疑与残暴导致其内部人心离散。
他对麾下将领动辄打骂诛杀，即使是李傕、郭汜等心腹，也常因小事而遭斥责。
最典型的便是他与吕布的关系：吕布是董卓的“义子”，负责护卫其安全，却因一次小错（吕布与董卓的侍女私通，担心被发现）而被董卓掷戟追杀——董卓“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虽未受伤，却心生怨恨。
二人之间的嫌隙，被司徒王允敏锐地捕捉到了。
王允是东汉名臣，素有“忠臣”之名，却因董卓的高压统治而隐忍多年。
他深知董卓权势滔天，唯有从其内部瓦解才能成功，而吕布正是最佳突破口。
王允多次宴请吕布，故意提及董卓掷戟之事，叹息道：“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邪？”
这番话戳中了吕布的痛处——他虽是董卓的义子，却从未被真正信任，随时可能丧命。
最终，吕布下定决心参与诛杀董卓的计划，“誓当杀之，以报天下”。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献帝大病初愈，按礼制在未央宫大会群臣。
这是诛杀董卓的绝佳机会——董卓必须亲自入宫朝贺，而皇宫是王允与吕布的势力范围。
王允与吕布精心策划了行动方案：由吕布的亲信李肃带领十余名勇士，伪装成宫门侍卫，在北掖门埋伏；吕布则紧随董卓身后，作为内应；一旦动手，便以“奉诏讨贼”为名控制局面。
当日，董卓身着朝服，乘坐马车前往皇宫。
或许是预感不祥，他出发前“马惊不行”，心中生疑，欲返回郿坞。
吕布在旁极力劝说：“陛下病愈，召公入贺，不宜轻回。”
董卓这才打消疑虑，继续前行。
行至北掖门时，李肃等人持戟冲出，刺向董卓。
董卓身着重甲，戟刃未能刺入，只伤及手臂，他跌下车来，惊呼：“吕布何在？”
吕布应声而出，手持诏书，厉声说道：“有诏讨贼臣！”
董卓这才明白自己被背叛，破口大骂：“庸狗敢如是邪！”
吕布不再犹豫，挺矛将董卓刺死。
这位权倾天下的太师，就这样死于自己最信任的义子之手，时年五十四岁。
董卓死后，长安百姓“歌舞于道”，“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
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
其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他的尸体被抛于街市，因肥胖脂油流出，看守尸体的小吏便将其肚脐点燃，“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这把火，仿佛是对他一生残暴的最终审判。
然而，董卓的覆灭并未带来和平，反而开启了更大的混乱。
他的旧部李傕、郭汜等人本欲逃归西北，却在谋士贾诩的劝说下，以“为董卓报仇”为名，率领十万大军攻入长安。
长安城破后，王允被杀，吕布出逃，献帝再次沦为傀儡。
李傕、郭汜等人比董卓更为残暴，他们纵兵烧杀，“放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