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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法国传教士白晋，对补骨脂的炮制之法尤为感兴趣。他在宫廷中见到御医为康熙皇帝炮制补骨脂——“取海盐与补骨脂籽拌匀，闷润三日，文火炒至微黄，香气四溢”，便详细记录了炮制的每一个步骤，还绘制了补骨脂的植株图。白晋在写给法国科学院的信中说：“中国医生对草药的炮制极为讲究，不同的炮制方法，能让草药发挥不同的功效，这种‘炮制减毒增效’的理念，值得西方医学学习。”
传教士们将补骨脂的种子与札记带回欧洲，引起了西方植物学家与医学家的关注。英国皇家学会曾致信在华传教士，请求提供更多关于补骨脂的资料，称其“可能为欧洲的骨病治疗提供新的思路”。补骨脂由此通过传教士，开启了传入欧洲的“第二条路径”，为后来的西方研究埋下了伏笔。
四、东洋汉方的“骨脂新解”
清代，中医药传入日本，补骨脂被纳入日本汉方医学体系，日本医者在借鉴中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对补骨脂的用法进行了创新。江户时代的汉方医家吉益东洞，在其着作《药征》中，将补骨脂的功效总结为“温肾、止泻、壮骨”，尤其推崇其治疗“五更泄泻”的效果。
吉益东洞曾治一武士，患“五更泄泻”多年，每日黎明必腹痛腹泻，身形消瘦。此前服用多种汉方，均无效果，吉益东洞为他诊断后，说：“此乃脾肾阳虚，黎明阳气未振，寒湿下注所致。”他用补骨脂配伍肉豆蔻、吴茱萸、五味子（即中医“四神丸”），制成汤剂让武士服用。半月后，武士的泄泻次数减少；一月后，五更泄泻彻底痊愈。吉益东洞在医案中写道：“补骨脂为‘四神丸’之君药，能温肾暖脾，固涩止泻，此乃汉方之精妙，需善用之。”
日本汉方医家还将补骨脂用于治疗“脚气病”（日本江户时期常见的营养缺乏性疾病，表现为下肢浮肿、麻木疼痛）。他们发现，补骨脂与日本传统草药“薏苡仁”配伍，能增强祛湿消肿之力。京都汉方药铺“小太郎汉方”，将补骨脂、薏苡仁、牛膝制成“骨脂祛湿丸”，治愈了无数脚气病患者。
明治维新后，西方医学传入日本，但补骨脂仍在汉方医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汉方医家大塚敬节，在其《汉方诊疗实际》中，仍将补骨脂列为“补肾强骨第一药”，并收录了大量用补骨脂治疗骨病、泄泻的案例。补骨脂在日本的传播与创新，成为中日医学交流的又一见证。
五、海上丝路的“医脉回响”
清末，广州十三行的“广利行”老板伍秉鉴，常年往来于中国与欧美之间，他不仅做茶叶、丝绸生意，还将补骨脂等中医药材销往西方。1820年，伍秉鉴将一批补骨脂籽与《本草纲目》的英文译本，送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亚历山大·皮尔逊。皮尔逊对补骨脂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伦敦进行了临床试验，发现其对“风湿性关节炎”有显着疗效。
皮尔逊在《柳叶刀》杂志发表论文，介绍补骨脂的用法与疗效，文中写道：“这株来自中国的草药，通过海上丝路传入欧洲，其治疗骨病的效果，不亚于欧洲的传统药物。中国医学的‘肾主骨’理论，或许能为欧洲的骨病治疗提供新的视角。”
这篇论文引起了欧洲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法国、德国的医生纷纷开始研究补骨脂。德国医生塞缪尔·哈内曼，甚至将补骨脂纳入其创立的“顺势疗法”体系，称其为“东方的顺势良药”。
补骨脂通过海上丝路的传播，不仅丰富了西方的药物种类，也让西方医学开始关注中医理论。正如伍秉鉴在日记中写道：“海上丝路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文明交流之路。补骨脂这颗小小的草籽，能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医学智慧，这是比生意更有意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