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煮成稀粥食用。李某按法服用三月，面色红润，食欲大增，腰膝也有力了。他感慨道：“这粥比人参汤还养人，既能当饭吃，又能治病，真是妙哉！”
“骨脂养生粥”很快在岭南流行开来，不同地区还衍生出特色吃法——潮汕地区加入芡实，增强固涩之力；雷州半岛加入椰肉，增添祛湿之效；海南则加入槟榔，兼能驱虫。陈鹤龄还将这些改良配方整理成册，名为《岭南骨脂食疗录》，书中记载：“补骨脂性温，岭南多湿，需配伍甘平之品，健脾以祛湿，补肾以强骨，方合‘脾健肾充，湿无所存’之理。”
岭南百姓还将补骨脂用于节庆饮食，每逢重阳节，家家户户都会用补骨脂、核桃、芝麻制作“重阳骨脂糕”，寓意“强骨健步，登高望远”。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近代，广州老字号“莲香楼”的“骨脂糕”，仍是不少老广的童年记忆。
四、医典续笔的“辨证精研”
清代医学家陈修园，在编撰《本草从新》时，对补骨脂的功效与配伍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明清以来的民间实践与临床经验，对前代医典进行了补充与修正。他在书中指出：“补骨脂，补肾助阳，治五劳七伤，腰膝冷痛，然其性燥，阴虚火旺者忌用，需配伍滋阴之品，如熟地、枸杞，以制其燥。”
为验证这一观点，陈修园曾治一文人，患“腰膝痛伴盗汗”，此前服用纯补骨脂方剂，不仅无效，反而加重盗汗。陈修园诊断为“肾阴不足，虚火内扰”，便用补骨脂配伍熟地、山茱萸、知母，制成“滋阴补肾汤”。文人服用半月，盗汗停止；一月后，腰膝痛缓解。陈修园在医案中写道：“补骨脂虽补肾，然单用力偏，需辨明阴阳，阴虚者必配滋阴药，方能补而不燥，此乃‘辨证施治’之要。”
另一清代名医叶天士，擅长将补骨脂用于“温病后期的骨痹”。他曾治一温病患者，高热退后，出现“下肢筋骨疼痛，屈伸不利”，诊为“温邪伤阴，筋骨失养”，便用补骨脂配伍生地、麦冬、牛膝，既补肾强骨，又滋阴润燥。患者服用十日，疼痛减轻；一月后，行走如常。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记载：“温病后期，阴液耗伤，骨痹非寒非热，需用补骨脂温肾，配伍滋阴之品，以达‘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效。”
这些医家的研究，让补骨脂的应用从“专病专药”走向“辨证施治”，进一步丰富了中医理论体系。正如陈修园在《本草从新》序言中所言：“本草之学，非一成不变，需观民间之实践，察临床之疗效，方能不断精进，补骨脂之应用，正是如此。”
五、边疆互市的“药草通衢”
明清时期，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中，补骨脂仍是重要的“丝路药草”，中原与西域的医者通过互市，不断交流补骨脂的用法。清道光年间，喀什噶尔（今喀什）的维吾尔族医者买买提·玉素甫，在与中原药商的交往中，学会了“盐炒补骨脂”的炮制之法，又结合维吾尔族医学“调畅体液”的理论，创制出“骨脂胡麻膏”——将盐炒补骨脂与胡麻仁、巴旦木、蜂蜜一同熬制，既能补肾强骨，又能调节“异常黏液质”（维吾尔医学中导致骨关节病的体液）。
当时，喀什一位牧民因常年骑马，患上“坐骨神经痛”，疼痛难忍，无法放牧。买买提·玉素甫为他涂抹“骨脂胡麻膏”，同时让他服用补骨脂配羊肉煮的肉汤。半月后，牧民的疼痛缓解；一月后，能重新骑马放牧。他感激地说：“这中原传来的药草，配上我们的胡麻仁，真是治骨痛的神药！”
买买提·玉素甫还将补骨脂的用法传入中亚，与撒马尔罕的医者交流。他在《维吾尔医草药志》中写道：“补骨脂，来自东方中原，经丝路传入西域，与吾族草药配伍，能治多种骨病，此乃东西医脉交融之证。”
而中原药商也从西域医者那里学到了新方法，比如用补骨脂与西域的“锁阳”配伍，增强补肾之力；与“紫草”配伍，治疗皮肤顽疾。这种边疆互市中的“药草交流”，让补骨脂的应用更加丰富，也让丝路医脉的融合，在明清时期焕发出新的活力。
第六卷海丝再渡·跨洋医话续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