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患处皮肤发红、发痒；半月后，出现色素沉着；三月后，白斑渐渐消退；半年后，皮肤恢复如常。少年家人感激涕零，孙思邈却陷入沉思：“补骨脂历来用于补骨，为何能治皮肤之病？”他翻阅《黄帝内经》，见“肺主皮毛，肾主骨，金水相生”之语，恍然大悟：“肾为水脏，肺为金脏，金水相生，补肾即能益肺，肺健则皮毛得养，风邪自除。补骨脂补肾，间接便能疗皮毛之疾。”
此后，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载：“补骨脂，除疗筋骨之疾，亦可治白癫、顽癣，以其籽炒香，研末，与雄黄、猪脂调和，敷患处，日三易，兼晒日光，效佳。”这是补骨脂首次被用于治疗皮肤病，而这一用法的诞生，源于中外医药的交流，是中原实践与西域经验的融合，恰如丝绸之路的驼铃，将不同地域的智慧串联起来，丰富了补骨脂的济世篇章。
四、农妇的“育儿方”与医者的“总结”
晚唐时期，江南水乡多有“小儿软骨病”（类似佝偻病），患儿多表现为头颅方大、鸡胸、下肢弯曲，医者多以补钙之法治疗，却收效甚微。苏州有位农妇“周妈妈”，育有三子，前两子皆因软骨病夭折，第三子出生后，她日夜忧心，偶然听村中老妪说“补骨脂籽能壮骨”，便试着将补骨脂籽炒香后碾成粉，每日拌入米糊，喂给幼子。
幼子起初食量很小，周妈妈便耐心喂养，每日必喂一勺补骨脂粉。待幼子长到一岁，不仅没有出现头颅方大、鸡胸等症状，反而比同龄孩童更健壮，能早早站立、行走。消息传开，周边村落的农妇纷纷效仿，不少患软骨病的幼儿，经此调理后竟能康复。周妈妈还发现，若幼儿伴有腹泻，可在补骨脂粉中加入少许山药；若伴有盗汗，可加入少许牡蛎，疗效更佳。
苏州名医“王怀隐”听闻此事，十分重视，他走访了数十位用补骨脂喂养幼儿的农妇，发现那些幼儿大多“面色红润，筋骨强健”。他取来补骨脂籽，研究其性味，发现其“温而不燥，补而不滞”，恰能补小儿“先天不足之肾”，肾强则骨健。王怀隐遂在《太平圣惠方》中写道：“小儿五迟（立迟、行迟、齿迟、发迟、语迟），多因肾精不足，骨失所养。取补骨脂一两，炒香，研末，每服半钱，以温酒调下，日三服，兼食核桃肉，能壮骨益髓，助小儿发育。”
这则记载，将农妇的“育儿方”上升到了中医“补肾壮骨”的理论高度。王怀隐还在书中补充：“若小儿脾胃虚弱，不耐补骨脂之温燥，可与白术、茯苓同用，健脾以助肾。”这正是民间实践与医理总结的完美结合——农妇从生存需求出发，摸索出喂养之法；医者则从理论层面剖析其机理，优化其用法，让补骨脂的应用，惠及了更多弱势群体。
五、战乱中的“军中药”
五代十国时期，战事频繁，军队中士兵常因行军作战、露宿荒野，患上“风湿骨痛”“跌打损伤”之症，影响战斗力。后唐将领“李从珂”，深知士兵疾苦，便命军中军医搜集民间治骨之法。军医在民间走访时，发现不少山野村民，常用补骨脂籽与酒同泡，饮之能壮筋骨、驱寒气，遂将此法引入军中。
李从珂命人采来大量补骨脂籽，与高粱酒一同浸泡，制成“骨脂酒”，让士兵每日饮一小杯。起初，士兵们只觉浑身暖和，行军时不再畏寒；后来，那些患有轻微风湿骨痛的士兵，疼痛渐渐减轻；遇有士兵跌打扭伤，军医便取“骨脂酒”涂抹患处，再用布包扎，次日便能缓解疼痛。
有一次，军队在寒冬中急行军，不少士兵冻得手脚僵硬，甚至有人出现“冻骨”（冻伤累及骨骼）之症，手指、脚趾发紫发黑，军医便用“骨脂酒”为士兵擦拭患处，同时让士兵内服“骨脂酒”。三日之后，大部分士兵的冻伤得以缓解，只有少数重症者需截肢。李从珂叹道：“此酒虽简，却能救三军于寒苦，比金银珠宝更珍贵。”
军中军医还将补骨脂的用法整理成《军中药方集》，书中记载：“行军途中，若遇风寒，取补骨脂籽数粒，含于口中，能驱寒暖身；若遇跌打骨折，取补骨脂籽与自然铜同捣，敷于患处，能助骨愈合。”这些源于军旅生活的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