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口里的脓，就是‘坏水’，得用它引出去。”
黑森林的樵夫们，几乎人人都受过“水生车前”的恩惠。被树枝划破皮肤、被毒虫叮咬肿胀，都知道去湿地采几片叶，揉烂了敷上。有个年轻樵夫误触毒漆藤，全身起了水泡，高烧不退。布丽吉特用叶片煮水给他擦洗，再敷上叶泥，五日水泡就干瘪结痂了。“比神父的祷告管用。”樵夫打趣道，却在痊愈后，在湿地边立了块木牌，写着“感谢水车前的恩赐”。
这些实践，渐渐形成了当地的“水车前疗疮法”：新鲜叶治急性化脓，干叶烧成灰调油，治慢性溃疡。13世纪的德国《民间草药集》里，收录了这个方子，却仍将其称为“车前草的水生变种”，说它“得水之精，能克湿毒”。布丽吉特看不懂文字，只知道：“叫什么不重要，管用才是真的。”
第三回诺曼底农庄根茎里的痛风方
15世纪的法国诺曼底，农庄的石墙上爬满了常春藤，湿地边的“水生车前”正抽出花茎。领主雨果男爵的痛风又犯了，他的右脚踝肿得像紫茄子，连靴子都穿不上，夜里疼得直哼唧。管家按照老农庄主的说法，挖来“水生车前”的根茎，洗净后加红酒煮沸，给男爵当茶喝。
“这不是车前草的根吗？陆上的车前根可治不了这痛。”男爵皱眉，却被疼得没办法，捏着鼻子喝了半碗。那根茎煮的水，带着泥土的腥甜，入喉后竟有股清凉顺着喉咙往下走。次日清晨，他发现脚踝的红肿消了些，试着踩地，疼痛轻了大半。
老农庄主皮埃尔说，这方子在诺曼底传了两百年。他的祖父是个骑士，在十字军东征时得了“关节痛”，回来后用“水生车前”根茎煮酒，竟能重新上马。“这草的根埋在水里，能把关节里的‘浊水’吸出来。”皮埃尔给男爵看根茎的断面，雪白的肉质里嵌着细密的纹路，“你看这纹理，多像关节里的通道，能引水出去。”
农庄的佃户们，也偷偷用这方子。有个老佃农患痛风多年，没钱买红酒，就用根茎煮清水，放些海盐，喝了半年，竟能下地干活了。“贵族用红酒煮，我们用盐水煮，草不管人贵贱，都给效力。”他常对孙子说，手里的锄头柄磨得发亮，就像湿地里那株草的根茎，朴实却有力量。
诺曼底的草药师们，还发现这根茎能治“水肿”。有个渔夫妻子，生完孩子后双腿肿得像木桶，用根茎煮水熏洗，再喝下汤汁，十日便消肿了。“陆上的车前草利尿，这水车前的根，能把骨头缝里的水都引出来。”草药师在账本上记着，虽然仍叫它“水生车前”，却在旁边画了个肿胀的脚踝，暗示它的特殊功效。
这些散落在农庄的经验，像诺曼底的晨雾，弥漫在田野间。没人知道它与陆上车前的真正区别，只在用法里悄悄区分：叶敷疮，根治肿——人类在混淆中，早已用身体为这株草写下了最精准的“说明书”。
第四回混淆中的真知16-17世纪的争议与坚守
16世纪的欧洲，随着印刷术的普及，草药书不再是修道院的专利。瑞士医生帕拉塞尔苏斯在《草药新说》里，第一次对“水生车前”的名称提出质疑：“称其为‘pntago’（车前），实乃谬误——观其根，块茎圆实，非车前之细根；察其花，穗状顶生，非车前之穗状腋生。”他主张给它新名，却没被学界接受。
争议很快传到民间。德国的药贩们在摊位前争论：“它能治湿疮，车前也能治，为何不是同种？”法国的草药师则拿着标本对比：“你看这叶片背面，水车前有蜡质层，陆上的没有——这就是它更能去湿的缘故！”但农妇们仍固执地叫它“水车前”，就像叫了几代人的乳名，改不了口。
17世纪的英国植物学家约翰·杰勒德，在《大草药志》里收录了两幅图：陆上车前叶片窄小，生于旱地；“水生车前”叶片宽大，生于水泽。他承认两者“功效有别”，却仍沿用“pntagoaquatica”的名称，理由是“民间早已习惯，强行改名反致混淆”。书中记录了一个典型病案：伦敦一个酒商，既患痛风又生疮，用“水生车前”叶敷疮、根煮酒治痛风，竟同时痊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