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泽泻饼，健身体……”
医师们对泽泻的认知也在深化。《万安方》的作者梶原性全，在书中记载了一个独特的医案：“大阪某妇人，产后水肿，用泽泻配当归、日本芎?（川芎），半月而愈。”他解释道：“当归补血，芎?活血，泽泻利水，三药相合，如川流不息，既去水又生新血。”这种将汉药与和药配伍的思路，为后来八味地黄丸的定型埋下了伏笔。
堺市的“唐药店”里，还出现了专门的“泽泻柜”，柜上贴着不同产地的标签：“唐泽泻”（中国产）、“和泽泻”（日本产）、“琉球泽泻”（琉球群岛产）。药童们能准确说出差异：“唐泽泻力猛，和泽泻性缓，琉球泽泻则介乎其间。”这种精细化的区分，正是泽泻在日本“落地生根”的明证。
第三回江户医脉道三悟新
江户时代的京都，曲直濑道三的“启迪院”里，弟子们正围着恩师，听他讲解泽泻的“去旧水养新水”之道。庭院里的泽泻田，是道三亲手开辟的，他常说：“学医如种泽泻，既要知其性，更要顺其势。”
有位藩主，嗜食甜物，得了“富贵病”——头晕目眩，血压偏高，小便频数。道三为他诊脉后，说：“君之病，如池沼积秽，旧水不去，新水不生。”他开出的方子，在肾气丸的基础上，加重了泽泻的用量，说：“泽泻能荡涤旧水，如疏池通渠，渠通则新水自至。”
藩主服了药，果然觉得头脑清明了许多，血压也平稳了。他问道三：“为何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您却重用泽泻泻下？”道三指着庭院的泽泻：“你看这草，生在水中却不腐，正因它能不断更新水分。人体亦如是，旧水不去，则新水不生，泽泻的‘泻’，其实是为了‘生’。”这段对话，后来被弟子记入《启迪集》，成为日本汉方对泽泻认知的里程碑。
道三的弟子们，将他的理论发扬光大。有个叫浅井玄洲的弟子，在治疗“脚气冲心”（严重脚气病）时，发现用泽泻配地黄，效果远超单用泽泻。他在医案中写道：“地黄补阴如蓄水，泽泻利水如泄洪，一蓄一泄，水自澄清。”这种“补泻并举”的思路，让八味地黄丸的配伍日渐清晰——此时的方剂，已固定为熟地、山茱萸、山药、泽泻、茯苓、丹皮、桂枝、附子八味，故称“八味地黄丸”。
江户的町人社会，八味地黄丸成了“常备药”。商人用它调理“应酬过多”的身体，武士用它缓解“久坐办公”的疲劳，连艺伎们也会偷偷服用，说能“去水肿，保身段”。药铺的伙计们，能熟练地背诵道三的名言：“八味如八贤，泽泻为水工，引水而不耗田，此乃治消渴、高血压之要。”这种普及，让泽泻从医师的书斋，走进了寻常町人的生活。
道三晚年，将自己种植的泽泻种子分赠给各地的弟子，说：“草木无国界，医道亦如是。泽泻能在中国救民，亦能在东瀛济世，关键在‘知变’。”他的弟子们带着种子，将泽泻种植推广到江户、大阪、名古屋，让这株草在日本列岛开枝散叶，也让“去旧水养新水”的理念，融入了和汉医学的血脉。
第四回八味定型泽用日臻
江户中后期，八味地黄丸在日本已成为经典方剂，不同流派的医师虽有争论，却都认可泽泻在其中的核心地位。古方派的吉益东洞，主张“万病一毒”，却在《类聚方》中强调：“八味丸中，泽泻不可或缺，能去肾中积水之毒。”后世派的尾台榕堂，则在《方伎杂志》中补充：“泽泻能引诸药入肾，如舟楫载物，非徒泻也。”
京都“乐善堂”的药工们，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泽泻炮制法：将和泽泻用清酒浸泡三日，晒干后再用盐水炒，说：“酒浸能助其行，盐炒能引其入肾，如此则‘去旧水’更专。”这种炮制法，比中国的“酒制”“盐制”更精细，很快在全国推广，成为八味地黄丸的“标准工艺”。
有个江户的“藏元”（酒坊主），因常年饮酒，得了“肝肾虚”，既口苦口干，又下肢水肿。医师给他开了八味地黄丸，他却嫌丸药苦涩，偷偷用清酒送服。没想到，效果竟比温水送服更好，医师解释道：“酒能助泽泻之力，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