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患伤寒无汗，兼纳差便溏，东垣用麻黄加术汤，汗出病愈，脾胃未伤，感叹：“东垣之法，补《别录》之戒于用药中，妙哉！”
朱丹溪则偏爱麻黄叶外用，他在《本草衍义补遗》中记：“叶煮水外洗，治‘风疹、疥癣’，比茎更稳，无内耗之弊，《别录》‘消赤黑斑毒’之言，外用更验。”有个女子，面生“黄褐斑”，丹溪用麻黄叶配白芷煮水洗面，三月后斑淡，说：“叶性缓，外用不伤气血，恰合‘久服致虚’之戒。”
第九章：明时汇众说，产地验药效
明万历六年，蕲州本草堂的油灯下，李时珍正对着《名医别录》与各地《本草》校勘麻黄条目。他发现，自陶弘景后，历代医家对麻黄产地的记载渐趋一致：“晋地（今山西）、河东（今陕西）者佳，陇西（今甘肃）次之，江南者最逊。”
为验证此说，李时珍派儿子李建元前往晋地、江南实地考察。建元带回的报告称：“晋地麻黄生于黄土高坡，年降水量仅三百毫米，根系深达丈许，茎中麻黄碱含量（后世检测）为江南者三倍；江南麻黄生于湿地，根系浅，碱含量低，故辛烈不及。”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补记：“麻黄之效，全在辛温之气，晋地风寒干燥，故其气烈；江南湿热，故其气缓，此‘地脉’使然，陶公诚不我欺。”他还收录民间谚语：“晋地麻黄一把，胜江南三扎”，足见道地观念已深入民心。
对于“立秋采茎”，李时珍通过观察发现：立秋后麻黄茎中“挥发油（辛味来源）含量最高，纤维素适中，既易煎煮出效，又不柴硬”，而春采者“挥发油未足”，冬采者“油已耗散”，印证了陶弘景的采收智慧。
他对麻黄叶的应用更谨慎：“叶虽缓，然毕竟辛温，内服仍需防久虚；外用则无忌，《别录》‘消斑毒’之效，外用为妥。”有个医者按时珍之说，用麻黄叶煮水外洗治“荨麻疹”，效佳且无副作用，感叹：“时珍汇众说，使《别录》之叶用，更趋精准。”
第十章：清时重实践，禁忌入规程
清乾隆三十年，《本草逢原》的作者张璐，在临床中深感“久服令人虚”的警示之重要。他见太多医者“贪麻黄之效，久用不辍”，导致病人“汗多、心慌、体瘦”，遂在书中特设“麻黄禁忌篇”，将《别录》之戒细化为“三禁”：
一禁“体虚者久服”，二禁“阴虚者单服”，三禁“无表证者妄服”。他治一个“咳喘日久”的老妇，先用麻黄汤取效，随即减量，加黄芪、麦冬，说：“此为‘中病即止，防虚善后’，合陶公‘久服致虚’之戒。”老妇连服半月，咳喘止而体不虚，叹：“张公知麻黄之猛，更知护人之虚。”
吴鞠通则在《温病条辨》中，将麻黄的道地与采收融入方剂：“凡用麻黄汤，必选晋地立秋阴干者，否则需加量，然加量则易致虚，故不如求道地。”他治“风寒表实”，必亲验麻黄产地与采收时间，说：“陶公之训，非空谈，乃保命之规。”
清代药铺更形成“麻黄采购规程”：“晋地货优先，立秋采者入库，阴干者上架，江南货仅备应急，且需注明‘效逊’。”北京同仁堂的老账册中，至今可见“光绪五年，购晋地麻黄三百斤，价高于江南货两倍”的记载，足见道地观念已制度化。
第十一章：现代循证，古法验真章
民国二十二年，药理学家陈克恢研究麻黄成分，发现：晋地麻黄中麻黄碱含量达1.5%，江南者仅0.5%，印证了陶弘景“晋地良材”的判断；立秋采收的麻黄，麻黄碱与挥发油含量均高于其他季节，验证了“立秋采茎”的科学性。
当代研究更证实：麻黄叶中麻黄碱含量仅为茎的1/3，故发汗力弱（合《别录》“叶缓”之说）；长期大量使用麻黄，会因过度兴奋交感神经，导致心悸、失眠、体重下降（印证“久服令人虚”）。这些发现，从现代科学角度，为陶弘景的补充提供了实证。
如今，《中国药典》明确规定：麻黄“为麻黄科植物草麻黄、中麻黄或木贼麻黄的干燥草质茎”，“主产于山西、陕西、甘肃等地”，采收时间“秋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