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个力工吧？”小姐在后面喘着粗气。
“雇啥？”“我”咬着牙，把水泥袋往上颠了颠，“省下的钱能买好几袋沙子呢。”
傍晚时分，我骑着二八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两大袋咸鱼足足有一百斤。海风带着咸腥味扑面而来，车链条在暮色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二十里的土路坑坑洼洼，车轮碾过碎石子，溅起细碎的尘土。
路过河桃园小区时，“我”看见老九的楼房亮着灯，窗玻璃上映出木匠师傅拉锯的影子，“吱呀——吱呀——”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
老娘推着小爬山虎车，在菜市场的石板路上一步一挪。
车上的海货盖着湿淋淋的白布，水珠顺着布角滴在青石板上，洇出深色的水痕。“新鲜的鲅鱼嘞——刚下船的——”老娘的吆喝声在晨雾里显得有些沙哑，鬓角的白发被露水打湿，贴在苍白的额头上。
有次下大雨，我披着塑料布去接老娘。雨水顺着车棚的缝隙往下滴，打在海货的冰袋上，发出“嗒嗒”的声响。
老娘的蓝布围裙全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嘴唇冻得发紫。“咱歇一天吧，娘。”“我”把雨衣往老娘身上拽了拽。
“歇啥？”老娘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指尖冻得通红，“老九的彩礼还没凑齐呢。”
结婚那天，迎亲的车队早早地停在小区楼下。六辆桑塔纳排成一列，车身擦得锃亮，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车头的大红花被风吹得轻轻摇曳，缎带在晨雾里飘出好看的弧线。
鞭炮声“噼里啪啦”地炸开，红色的纸屑像雪片一样漫天飞舞，落在楼道的栏杆上，积了薄薄一层。
我的女儿坐在新床上，光溜溜的脑袋在灯光下闪着光。她穿着一身红绸子小褂，手里抓着一把花生大枣，咯咯地笑着往被子里扔。
当地有个风俗叫“滚床”，意子是说，这天结婚都找一个小男孩去滚床，寓意婚后能生个小男孩，可老九的媳妇不讲究“迷信”，非让我的女儿意子意子就行，可以上一笔小钱。
老九穿着笔挺的西装，胸前别着新郎的胸花，紧张得直搓手。陈梅披着洁白的婚纱，头纱上的珍珠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像落了满天的星星。
酒店的宴会厅里，水晶灯把天花板照得亮如白昼。司仪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背景音乐是当时最流行的《知心爱人》。
老九和陈梅站在台上，手捧鲜花，脸上带着腼腆的笑。老娘坐在主宾席上，穿着新做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鬓角别着朵小红花。
她看着台上的儿子儿媳，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笑意，眼泪却忍不住往下掉，吧嗒吧嗒地落在面前的酒杯里。
“娘，您高兴啥呀，哭啥呢。”大姐递过手帕，自己的眼圈也红了。
“我……我是高兴。”老娘擦着眼泪，嘴角却咧得老高，“你爹走的时候说，让我把孩子们都拉扯大……现在，老九也成家了……”
宴席散场时，已是月上中天。我抱着女儿走在最后，看见老娘扶着老九的新房门框，久久地望着里面亮着的灯。
月光洒在她的背上，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终于在岁月里结出了饱满的果实。
此后的日子，像平静的海面，偶尔泛起几朵浪花。大哥的儿子初中毕业后，跟着爹上了渔船。二十马力的柴油机在晨光里发出“突突”的声响，父子俩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的海平面，咸腥的海风掀起他们的衣角。
二哥的两个孩子进了城市的的大型商场，满目朗朗的商品和骚动的人群，藏着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
三哥的大女儿高中毕业后，去了城里的服装店当售货员，每天对着镜子练习微笑，把彩色的丝巾系成各种好看的花样。
小女儿在大专学会计，计算器的按键声在教室里此起彼伏，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
四哥的儿子进了建筑队，安全帽下的脸庞晒得黝黑，汗水滴在钢筋水泥上，浇筑着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
大姐的女儿背着粉色的书包，每天跟着邻居家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