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避开，眼中闪过一丝动容，“我听闻秦地重视农耕，特来传授区田法，让亩产再增三成。”
卫鞅大笑：“先生此来，胜过千军万马！”
许行在博学堂开讲的那天，学堂外挤满了踮脚张望的百姓。
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几十个穿着各异的士人围坐在一起，听一个外乡人讲如何耕地施肥，连卫鞅都坐在末席，听得专注。
有个老农忍不住凑上前，被侍卫拦住时，许行却摆手：“让他进来，我讲的本就是给农夫听的。”
那老农后来成了博学堂的常客，每次听完课都要把学到的新法子教给乡邻。
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百姓带着干粮赶来听课，有的人甚至从百里外的郊县步行而来。
可麻烦很快就来了。
一位来自鲁国的儒生在讲学时，痛斥秦国新法“失却礼义”
，主张恢复古法。
这话传到卫鞅耳中时，他正在查看新铸的农具。
景监急得满脸通红：“商君，此人分明是甘龙请来的奸细，当众诋毁新法，必须严惩！”
卫鞅却放下农具，走到窗边望向博学堂的方向：“他讲他的儒学，我行我的新法，有何妨碍？”
“可百姓都被他说动了，有人开始念叨旧礼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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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叨几句又何妨？”
卫鞅转过身，眼中闪着锐利的光，“你让军匠把新法条文刻在学堂门前的石碑上，再请法家的申不害先生来讲‘法与时移’的道理。
让百姓自己看，自己选，哪个对秦国有利。”
申不害的到来让博学堂真正热闹起来。
这位韩国学者擅长刑名之术，讲课时常拿列国变法的得失做例子，讲到精彩处，连窗外偷听的贩夫走卒都忍不住喝彩。
有次他和那位鲁国儒生在学堂前辩论，从日出争到日暮，围观的百姓越聚越多，最后竟有人搬来板凳当起了裁判。
“商君这是在玩火。”
甘龙看着街上争论不休的人群，对公子虔说道，“让这些外乡人在都城蛊惑人心，早晚要出乱子。”
公子虔却盯着博学堂那面插满各国旗帜的院墙，沉默半晌才道：“上次我去视察军备，听到两个士兵在讨论兵法，说的竟是孙武子的‘知己知彼’。
这在从前，是连将领都未必懂的道理。”
甘龙猛地抬头，满脸难以置信。
卫鞅并没有止步于博学堂。
他让人把许行的区田法、墨家的守城术、名家的辩学都刻成竹简，分到各县的乡校。
又在栎阳的市集旁盖了十二间瓦房，每间房挂着不同的牌子：算学、医术、营造、音律……每个牌子下都坐着一位来自列国的行家，免费为百姓答疑解惑。
有个叫黑夫的少年，原本是栎阳街头的孤儿，靠给人跑腿送信过活。
他常溜进博学堂偷听，竟慢慢识了字。
有天算学先生出了道丈量土地的难题，满座学子都束手无策，黑夫却怯生生地递上一根树枝，在地上用新法的度量衡算出了答案。
卫鞅听说后，亲自召见了黑夫。
看到少年因常年握笔而生出薄茧的手指，他忽然想起自己初到秦国时，在栎阳街头看到的那些连名字都不会写的百姓。
“你想学什么？”
卫鞅问。
黑夫低着头，声音却很清晰：“我想学报国的本事。”
后来，黑夫成了博学堂最出色的学生，既能背诵商君书，也能推演兵法，还跟着墨家弟子学会了制造连弩。
多年后，正是他带着三百名精通器械的士兵，在函谷关击退了五国联军的进攻。
转眼又是三年。
这年春天，卫鞅再次站在栎阳城头，看到的景象已全然不同。
街上的孩童会指着布告念出上面的条文，田埂上的农夫能说出节气的推算方法，连茶馆里的说书人，讲的都不再是神鬼故事，而是管仲相齐、百里奚治秦的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