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将户籍制度注入强烈的民族歧视色彩。
「四等人制」以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为序，不同户籍享有天差地别的权利：蒙古人「勿需纳丁税」，色目人可任高官，而汉人、南人不仅需承担重税，甚至「几户共用一把菜刀」（《元史·刑法志》）。
这种按民族划分的户籍体系，打破了中国古代「编户齐民」的平等理念，形成制度化的身份压迫（第208集）。
更具破坏性的是「驱口」制度——战争中掳掠的人口被定为奴隶，其户籍不属州县，而附属于主人户籍，如《元典章》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主人可自由买卖」。
至元中期，全国驱口约占总人口的15，北方某些地区甚至达30，他们与自由民的身份割裂，导致户籍体系内的阶级分化远前代（第209集）。
在边疆管理上，元朝在岭北行省（今蒙古高原）面临游牧户籍的独特难题。
草原民族传统上按「千户制」登记人口，但随着部分牧民转向定居农业，「千户」与「州县」两种户籍体系生冲突。
朝廷试图推行「计丁输赋」，但牧民「逐水草迁徙，居无定所」，导致户籍登记每三年就需重新核查，财政成本极高。
至元后期，岭北行省的户籍档案中甚至出现「丁口虚增十倍」的荒诞记载，反映出游牧经济与中原户籍制度的内在矛盾（第2集）。
四、明朝（1368–1644年）：户籍制度的巅峰建构与内在崩塌
明太祖朱元璋将户籍制度推向中国古代的极致——「黄册」与「鱼鳞图册」的双重管控体系。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朝廷下令全国以里甲（110户为里，10户为甲）为单位，登记每户的姓名、年龄、田宅、资产，制成黄册，每十年更新一次；同时绘制鱼鳞图册，详载土地方位、四至、091ner，两者相互印证，形成「人无遁形，地无隐产」的严密控制（第210集）。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黄册登记人户达1065万户，人口6054万，田亩850万顷，数据精度远前代。
职业世袭制构成明朝户籍的鲜明特征。
朝廷将人户分为军户、匠户、民户、灶户（制盐）等世袭户种：军户世代驻守卫所，匠户服役于工部工场，灶户专司盐业生产。
如军户需自备兵器衣甲，「父死子继，世代为兵」，至明中期，全国军户约占总户数的15，达160万户。
这种制度虽保障了国家劳役需求，却严重抑制了社会流动，正统年间就出现「军户逃役者过半，匠户缺额者十之三四」的危机（第211集）。
张居正改革试图挽救户籍制度的颓势。
万历九年（1581年）推行的「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按田亩与丁口征收银两。
这一改革使户籍与劳役的绑定松动——无地贫民的徭役负担减轻，人丁税开始向财产税转化。
至万历中期，全国赋役银中田赋占比从明初的60升至80，人丁税占比从40降至20，标志着户籍制度从「管人」向「管税」的转型（第212集）。
但明末的社会危机彻底摧毁了户籍体系。
天启、崇祯年间，土地兼并达到「王公勋戚庄田逾千万顷」的程度，大量农民脱离户籍成为流民。
李自成起义军提出「均田免赋」，在占领区焚毁黄册，重新登记人户，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规定「以田亩多少定赋役」，直接冲击封建户籍制度。
至明朝灭亡时，全国黄册登记人口仅存1600万，不足实际人口的一半，标志着传统户籍体系的全面崩溃（第213集）。
五、清朝（1644–1912年）：赋役脱钩与近代化转型的阵痛
清朝前期的「摊丁入亩」改革（1712–172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先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17年）再将丁银分摊入田赋，彻底废除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