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户籍制度的演变与社会转型：从编户齐民到近代身份管理
一、五代十国（7–960年）：战乱撕裂下的户籍失序与重建萌芽
唐末藩镇割据瓦解了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籍体系，五代十国的政权更迭使户籍管理陷入空前混乱。
北方政权如后梁、后晋长期处于军事对峙前沿，「人户逃亡，田畴荒芜」成为常态。
后唐天成二年（927年），枢密使安重诲奏报：「魏博六州，自兵兴以来，户口减耗三分之二」，而朝廷为维持军费，仍按旧籍征派赋税，导致「丁口虚挂，赋役不均」（《旧五代史·食货志》）。
人口流动与制度冲突表现为双重矛盾：一方面，十国间战争频繁引大规模流民潮，如闽国灭亡时，江浙百姓「南徙岭表者数十万」，逃亡人口的户籍归属成为邻国间赋税纠纷的根源；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内迁，其「部族制」户籍与中原「州县制」并存，如北汉境内的「奚人部落」仍以「帐」为单位登记人口，不服州县赋役，形成「一国两制」的户籍格局（第196、198集）。
至后周世宗时期，随着淮南、关中经济复苏，局部户籍重建开始启动。
显德五年（958年），世宗下诏「均定田赋」，令各州县「检括人户，造籍账以闻」，将隐匿的「客户」（佃农）编入版籍，按田亩征收夏秋两税。
这一举措为北宋「主户—客户」制度奠定基础，也预示着户籍管理从「管人」向「管税」的职能转变（第199–200集）。
二、宋朝（960–1279年）：户籍体系的多元重构与功能分化
北宋建立后，以「版籍」制度重建户籍秩序：按土地占有情况将人户分为「主户」（拥有田产）与「客户」（无地佃农），主户需承担赋税与徭役，客户则「附籍纳租」。
至宋神宗时期，主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60，客户占40，这种划分打破了唐朝「良贱分明」的户籍等级，适应了租佃经济的展（第201集）。
城市户籍的突破性变革随着商品经济兴起而出现。
宋朝废除唐朝的坊市制度，推行「厢坊制」，将汴京、临安等大城市的居民按街区编为「坊郭户」，单独造册。
官府按资产将坊郭户分为「十等」，其中上五等户需缴纳商税、房产税，下五等户可免役。
至北宋中期，汴京坊郭户已达26万户，占城市总人口的80，这种按经济实力划分的户籍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管理从「政治中心」向「商业社会」的转型（第202集）。
王安石变法将户籍制度推向改革深水区。
「青苗法」要求按户籍人丁与资产放贷，地方官为多获朝廷奖励，普遍虚报人户资产，如京东路某县将「下户」伪报为「中户」，导致「丁产簿籍，皆为虚文」（《宋史·食货志》）。
而「保甲法」则将户籍军事化，乡村每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户籍册中需登记每户丁壮的姓名、年龄、武艺情况，平时维持治安，战时征为乡兵，使户籍成为基层军事控制的工具（第203–204集）。
与北宋对峙的辽、金、西夏政权形成户籍制度的「多元实验」：辽朝以「南北面官」分治，北面官管理契丹「部族户」，按「石烈—弥里」编制；南面官管理汉地「州县户」，沿用唐朝均田制户籍。
金朝「猛安谋克」制度更将女真军事组织与汉地户籍强行融合，每「猛安」（千夫长）统辖约3000户，其中既包括女真「军户」，也包括被编户的汉民「民户」，两者赋役义务迥异，引中原百姓强烈反抗（第205集）。
南宋时期，随着「靖康之变」后北方流民南迁，朝廷设立「临时户籍」允许流民在定居地附籍，而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出现专门登记海商的「商籍」，开中国商业户籍之先河（第206–207集）。
三、元朝（1271–1368年）：民族分治下的户籍割裂与边疆挑战
元朝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