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驱口制度研究：户籍体系下的阶级割裂与社会矛盾
引言：历史语境中的驱口制度
公元13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在建立横跨亚欧的庞大帝国过程中，一种特殊的人口掠夺与统治方式——“驱口”
制度，被纳入元朝的户籍与社会管理体系。
驱口，即战争中被掳掠或通过其他途径沦为奴隶的人口，其户籍不属州县，而附属于主人户籍，形成“主从依附”
的人身关系。
这一制度并非蒙古草原奴隶制的简单延续，而是在征服农耕文明后，与中原户籍制度碰撞融合的产物。
它不仅打破了唐宋以来“编户齐民”
的相对平等结构，更通过法律与户籍的双重固化，使社会阶级分化呈现制度化特征。
本文将从驱口制度的起源、法律身份、经济角色、社会影响等维度，剖析其如何在元朝户籍体系中埋下阶级矛盾的隐患，并对元代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一、驱口制度的起源与展：从战争掠夺到制度固化
（一）蒙古征服战争与驱口的初始来源
蒙古帝国的扩张史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掳掠。
1211年蒙古攻金开始，“凡破城邑，不问老幼、贫富、顺逆，皆杀之，略取子女玉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被掳人口被称为“驱”
或“驱口”
，意为“被驱赶的人口”
。
这些人口一部分成为蒙古贵族、军将的私属，另一部分被充作“军驱”
，随军服役。
如12年汴京之役后，蒙古将领不台“取民为奴，曰‘大手驱’”
（《元史·太宗纪》），此类驱口直接依附于军事集团，成为战争资源的一部分。
征服南宋的过程中，驱口来源进一步扩大。
1275年，伯颜率军南下时，曾下令“所过州县，取民为奴者，杀无赦”
，但实际执行中，士兵掳掠仍屡禁不止。
《元典章》记载，至元年间，江南地区“富室大家，多以良民为驱口，动辄千百”
，可见驱口数量已随战争规模膨胀而激增。
除战争掳掠外，债务卖身、犯罪籍没、人口买卖亦成为驱口的补充来源。
如《通制条格》规定：“诸良民典雇与人为驱口者，拟合禁断”
，侧面反映出债务导致的人身依附现象普遍。
（二）元朝建立后的制度规范化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为巩固统治，试图将驱口制度纳入国家法律框架。
至元八年（1271年），朝廷明确规定：“驱口户籍，附于主家户下，止立子户，不别入州县版籍”
（《元史·食货志》）。
这一规定将驱口从“战争战利品”
转化为“合法私产”
，其户籍以“子户”
形式附属于主人户籍，形成“主户—驱口”
的层级结构。
例如，蒙古贵族的户籍簿中，除本户人口外，还需登记驱口的姓名、年龄、来源，地方官府对此类户籍仅作备案，不直接管理。
元廷还通过法律细化驱口的归属与转移。
《大元通制》规定：“驱口身故，其妻子并听本主使唤”
，“驱口男女婚姻，皆由主家匹配”
，甚至“驱口告主家非理打死，官府不受理”
。
这些条款将驱口完全视为主人的财产，剥夺其基本人身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对驱口的管理并非完全放任，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曾下诏：“诸王、公主、驸马、勋臣及诸投下，不得擅招民户为驱口”
，试图限制贵族私自扩充私属人口，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蒙古勋贵势力强大，禁令效果有限。
二、驱口的法律身份与户籍管理：制度性的阶级割裂
（一）法律层面的“非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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