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四等人制与户籍管理中的民族歧视体系
一、四等人制的形成背景与制度渊源
（一）蒙古征服的历史轨迹与民族格局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开启了大规模的扩张进程。
14年灭金，1241年蒙古铁骑深入东欧，1258年灭阿拉伯阿拔斯王朝，1279年最终覆灭南宋，形成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
在征服过程中，蒙古政权接触到多元民族群体：最早归附的西域诸族（畏兀儿、回回等）、华北的汉族与契丹、女真遗民，以及南方的南宋汉族群体。
不同民族归附时间、文化传统与对蒙古政权的忠诚度差异，成为四等人制形成的现实基础。
蒙古传统的“黄金家族”
血缘认同与草原游牧社会的等级观念，为民族分层提供了思想资源。
同时，金朝统治中原时期推行的“女真、渤海、契丹、汉儿”
等级制度，以及西夏对境内民族的差异化管理，也为元朝提供了制度参照。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为巩固蒙古贵族统治，亟需一套能平衡各民族利益、强化族群壁垒的管理体系，四等人制由此应运而生。
（二）四等人制的法律化与户籍绑定
四等人制并非成文法中的明确条款，而是散见于《元典章》《通制条格》等政书中的政策实践。
至元年间（1264-1294），朝廷通过一系列诏令将民族等级与户籍管理正式绑定：
-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户籍归宗正府管理，享有“国族”
特权；
-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中亚人及部分欧洲人（如钦察人），因较早归附且擅长商业、技术，被蒙古人倚重，户籍由宣政院及地方官府双重管辖；
-汉人：又称“汉儿”
，指原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契丹、女真、渤海等族，户籍归户部统辖；
-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及南方少数民族，被视为最后征服的“亡宋遗民”
，户籍管理最为严苛，由江南行中书省直接管控。
这种划分突破了传统中原王朝“内诸夏而外夷狄”
的文化认同框架，代之以征服时序与族群出身为核心的政治等级，形成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制度化民族歧视体系。
二、四等人制在户籍管理中的具体实践
（一）户籍登记与身份区隔
元朝户籍制度实行“诸色户计”
，即在职业户种（军户、匠户、民户等）之外，叠加民族等级属性。
登记时，官府需在户籍册中明确标注“蒙古”
“色目”
“汉人”
“南人”
身份，甚至细化到具体部族（如色目人中的“畏兀儿”
“回回”
）。
例如，1970年出土的《黑城户籍文书》显示，甘肃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户籍簿中，每户均注明民族成分，蒙古军户可免服杂泛差役，而汉人民户需承担沉重赋役。
不同民族的户籍档案由不同机构保管：蒙古宗王、贵族的户籍属宗正府“玉牒”
系统，严禁汉人官员查阅；色目富商大贾的户籍由市舶司与地方官府共管；汉人与南人的户籍则归入州县“黄册”
，但需定期向蒙古监察机构“肃政廉访司”
报备。
这种隔离式管理，从制度上固化了民族间的身份鸿沟。
（二）政治权利的等级分配
1入仕途径的民族限制
元朝官制中，中央政府的核心职位（如中书省丞相、枢密使）几乎全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
至元二年（1265）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色目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达鲁花赤作为地方最高监临官，必须由蒙古人或少数亲信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仅能担任副职。
科举考试更凸显民族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