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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佑复科（1315年）后，将进士录取分为左右两榜：蒙古、色目人考“右榜”
，题目较易，录取名额各25人；汉人、南人考“左榜”
，题目较难，录取名额各25人，但南人人口占全国八成以上，录取比例悬殊。
如泰定元年（1324）进士榜，南人录取者仅占16，且不得担任翰林国史院等清贵官职。
2司法特权的制度化
《元典章》规定：“蒙古人扎死汉人，杖五十七，征烧埋银；汉人扎死蒙古人，处死，征烧埋银。”
若蒙古人因纠纷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能向官府申诉，违者严惩。
至元九年（1272）更明令：“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收。”
汉人、南人私藏铁器过一尺者，即按“谋反”
论处。
（三）经济赋役的差异化负担
1赋税征收的民族倾斜
蒙古人作为“国族”
，享有赋税优免权。
至元十七年（1280）定制：蒙古军户仅需缴纳“四顷免税”
外的少量税粮，而汉人民户需按亩缴纳夏税（丝料）、秋税（粮食），南人地区更需缴纳额外的“江南夏税”
（以实物或银两征收）。
据《元史·食货志》记载，江南地区的田赋比华北高出三倍，而南人地主需承担其中七成以上，蒙古、色目贵族的庄园则多获免税特权。
2手工业与商业的垄断控制
元朝官营手工业（如大都的织染局、兵器局）中，匠户按民族分设作坊：蒙古匠户担任监工，色目匠户负责技术核心（如回回炮制造），汉人、南人匠户则从事苦力劳动。
商业领域，色目商人凭借“斡脱”
（官商）身份垄断海外贸易，享有免税特权，而汉人、南人商人需缴纳33的商税，且不得经营盐、铁等专卖商品。
至元二十二年（1285），中书省甚至规定：“南人贸易至京师者，需由色目人作保，违者籍没货物。”
三、四等人制与多元户籍体系的冲突与融合
（一）与“诸色户计”
的叠加效应
元朝户籍制度兼具民族分层与职业世袭双重特征，四等人制与“军户”
“匠户”
“站户”
等职业户种交叉重叠，形成复杂的身份网络。
例如，蒙古军户既属最高民族等级，又承担军事义务，享有土地与赋税优免；色目匠户因掌握技术被优待，但仍需世代服役于官营作坊；汉人军户则常被调往边疆，与蒙古、色目军队混编，既受民族压迫，又受军事控制。
这种叠加管理导致社会流动几近停滞。
至元三十年（1293），江浙行省上报：“南人入仕者，率多百年未迁，而色目、蒙古人累岁擢。”
职业与民族的双重世袭，使元朝社会形成“金字塔式”
的封闭结构，汉人、南人中的底层民众几乎永无改变身份的可能。
（二）民族混居地区的户籍管理困境
在华北与江南的民族混居区，四等人制的执行面临现实挑战。
例如，大都（今北京）作为都，聚集了蒙古贵族、色目商人、汉族士大夫与南人流民，户籍管理需平衡多元需求。
朝廷为此设立“大都路蒙古人户提举司”
“回回人户提举司”
等专门机构，与普通州县户籍系统并行，但仍难以解决民族冲突。
至大元年（1308），大都南城生蒙古醉汉殴打南人儒生事件，引数百名汉人太学生罢课抗议，最终以蒙古人仅受杖刑结案，凸显制度执行中的民族偏袒。
在边疆地区，四等人制与传统部族制度冲突更甚。
云南行省的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既被归入“南人”
范畴，又需遵循本族“爨长制”
，导致户籍登记混乱。
至元二十七年（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