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司武官担任教练。
训练内容包括弓弩、刀枪，考核优异者可升为“上保丁”
，甚至补入禁军。
元丰元年（1078年），开封府保丁考核中，1300人因“弓马娴熟”
被选入龙卫军，这标志着保甲成为正规军的预备役体系。
这种“准军事化”
管理使户籍档案兼具兵籍功能。
都保正需每年造册上报保丁“武艺高低、身材壮弱”
，州府据此确定征兵优先级。
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苏辙弹劾保甲法时称：“州县乡村，保甲每一都保，簿籍有四：一曰户长，二曰保长，三曰都保正，四曰兵籍”
，可见户籍与兵籍已深度融合。
（二）军费节省与财政逻辑的冲突
保甲法的另一目标是削减军费。
据王安石计算，若全国保甲皆能胜任治安，可省厢军30万，每年节省军费约300万贯。
熙宁七年（1074年），枢密院奏报：“河北、河东、陕西保甲，已能代巡检司捕盗，厢军可减十之三”
。
然而，保甲训练所需的兵器、粮草开支很快抵消了节省的军费——仅开封府每年训练保丁的费用就达20万贯，且保丁因训练耽误农时，导致“稼穑失时，田畴多荒”
。
四、版籍更张：保甲法实施中的户籍数据重构与矛盾
（一）户籍核查与数据失真的博弈
为推行保甲，朝廷要求州县重新核查户籍，重点统计丁口与资产。
熙宁四年（1071年），司农寺颁布《方田均税法》，与保甲法配套实施：以保为单位丈量土地，绘制鱼鳞图册，结合保甲户籍确定赋税额度。
但地方官员为邀功，常虚报保丁数量与土地亩数，如虢州卢氏县将“客户虚作主户，老弱充作壮丁”
，导致户籍数据严重失真。
更严重的是，保甲户籍成为地方摊派苛捐的工具。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浙东路州县借保甲之名，按保丁资产征收“保甲税”
，甚至“计口敛钱，以供器械”
，引民怨。
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中丞李定奏报：“保甲之法，本以除盗，今乃使民敛钱，农民始苦”
。
（二）主客户矛盾与社会控制的张力
保甲法将主户与客户强制编户，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宗族血缘纽带。
在江南地区，大族常通过隐匿客户维持势力，而保甲法要求“客户附保，与主户同役”
，导致“佃农恃保甲以抗地主，主户畏客户而不敢役”
。
绍兴年间，知平江府章谊奏称：“自保甲法行，佃户不输租者，主户不得遣，盖保甲籍中佃户姓名与主户并列，遂敢抗法”
，这种户籍身份的平等化动摇了封建租佃关系的基础。
五、争议与遗产：保甲法对中国户籍制度的深远影响
（一）新旧党争中的制度博弈
保甲法自推行起就面临激烈反对。
司马光抨击：“保甲法使农民弃农桑，习兵器，是驱民为盗”
；苏轼则称：“保丁终日训练，不得农作，愁怨叹嗟，流为盗贼”
。
元佑元年（1086年），高太后摄政后废除保甲法，但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后又恢复，这种反复折射出制度本身的双刃剑效应——它虽强化了中央集权，却激化了社会矛盾。
（二）后世基层控制的制度模板
尽管北宋灭亡后保甲法一度废弛，但其制度逻辑深刻影响了后世。
明朝的里甲制与保甲制并行，“十户一甲，十甲一里”
的编制明显继承自宋代保甲；清朝雍正年间推行的保甲制更明确规定：“户给印牌，书姓名丁口，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
，完全延续了王安石“什伍相保”
的控制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