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甲法与北宋户籍制度的军事化重构——王安石变法中的基层控制革命
一、乱世前夜：保甲法推行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动因
北宋中期，“三冗”
问题（冗官、冗兵、冗费）与社会矛盾交织，形成积贫积弱的困局。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仁宗时期全国禁军数量已达826万，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五，而厢军虽达43万却“多老弱不任战”
，边防对西夏、辽朝屡战屡败，内部则“盗贼充斥，州县不能制”
。
庆历七年（1047年），贝州王则起义虽仅持续66天，却暴露出地方治安体系的崩溃——州县巡检司兵力分散，乡兵“平时则事稼穑，应募则苦训练”
，既无力御敌，又因征调频繁加剧流民问题。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尖锐指出：“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
，而更严重的危机在于基层控制的松弛：“民不知畏，而奸邪易以妄作”
。
他认为，唯有将户籍管理与军事组织深度绑定，才能既解决“寇盗充斥”
的治安难题，又通过“什伍相保”
重构赋税征收的人口基础。
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三司使韩绛奏报：“天下户口岁增，而垦田日削，赋役不均，盖由版籍不明”
，这一现状促使神宗朝变法将户籍整顿作为核心突破口。
二、什伍相维：保甲法的制度设计与户籍编织
（一）三级架构：从“保”
到“都保”
的户籍军事化编制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颁布《畿县保甲条例》，规定乡村户籍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
保设保长，大保设大保长，都保设都保正与副保正，均由本地富户或武举人充任。
以开封府畿县为例，每保需登记“主户、客户之丁口、畜产、田宅”
，并绘制《保甲图》，详细标注每户位置、丁男数量及可充任保丁的人员（年二十至五十的健壮男子）。
这种编制突破了传统乡里制“以地分民”
的模式，转向“以人统户”
的军事化管理。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保长需“逐保轮差，巡警奸盗”
，大保长每月需率保丁“夜聚晓散”
进行军事训练，都保正则负责汇总户籍变动与保丁武艺考核。
元丰年间，鄜延路经略使沈括奏报：“都保之内，凡主户客户，岁时同保，有逃亡、移徙，皆须申官，不申者连坐”
，可见户籍流动被严格控制。
（二）连坐之法：治安功能与户籍管理的绑定
保甲法的核心在于“什伍连坐”
制度：同保内若生盗窃、杀人、放火等案件，知而不告者，同保人一并治罪；若能捕获盗贼，则按功赏钱。
熙宁五年（1072年），卫州获嘉县保甲捕获“剧盗”
李逢，朝廷赏保长绢十匹、钱五十贯，这种激励机制使普通编户成为国家治安网络的神经末梢。
更具革命性的是，保甲将“客户”
（无地佃农）纳入户籍管理。
此前，客户因流动性强常被排除在赋役体系外，而保甲法规定“客户虽无田产，若系自耕农赁佃，亦许附保”
，需与主户共同承担治安责任。
这一举措使国家控制的人口基数激增，据《长编》记载，熙宁九年（1076年）全国保甲丁壮达693万，较变法前增加近两倍。
三、寓兵于农：保甲法对征兵制度的重构与实践
（一）保丁训练与正规军体系的衔接
王安石设想通过保甲训练，逐步取代冗弱的厢军，实现“兵农合一”
。
保甲法规定，每年农闲时，大保长需率保丁“集于县教场，阅试武艺”
，由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