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五年（958年），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
，“遣使检视田亩，登记户籍，其痼弊者悉除之”
，特别规定“桑田、屋宇，皆不在检括之限”
，保护民产。
2建立户籍档案管理制度：规定“诸州府户籍，每岁一造，送户部备案”
，并设立“架阁库”
保管户籍文书，“以时曝晒，以防蠹毁”
，这是中国古代官方档案管理制度的重要进步。
3放松户籍流动限制：允许“客户”
脱离主户自立户籍，“若能垦荒田者，即为永业，官给印契”
，打破了唐以来“客户依附主户”
的制度束缚，推动了土地流转。
柴荣的改革使后周户籍制度向理性化迈进，据《旧五代史》记载，显德六年（959年）“籍天下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
，较后唐时期增长近一倍。
但其改革因世宗早逝而中断，未能形成稳定的制度传统。
四、制度成效与时代局限：多重因素制约下的重建困境
（一）成效：经济复苏与制度创新的微光
五代十国的户籍重建并非全无效用。
在南方，南唐、吴越等政权通过户籍与土地政策的配合，实现了局部经济复苏：南唐昇元年间“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
，吴越“境内无弃田，岁熟丰稔”
。
户籍登记的人口增长也为宋代户籍制度提供了基础数据，如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南方户籍统计，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十国时期的登记成果。
在制度创新方面，南唐的“图籍制”
开创了土地与户籍绑定的先例，吴越的“商税户籍”
适应了商品经济展，后周的“架阁库”
制度则为宋代档案管理奠定了基础。
这些探索表明，即便在分裂时期，户籍制度仍在适应社会变化中缓慢演进。
（二）局限：政权更迭与结构性矛盾的掣肘
户籍重建的最大障碍在于政权更迭的频繁性。
五代五十三年间，中原五朝更迭，平均每十年更换一个政权，南方十国亦多短命王朝（如南汉存54年，闽国存36年）。
政策的持续性不足导致户籍制度“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如后唐庄宗的括户随其被杀而终止，后蜀孟昶的抚民政策亦随北宋灭蜀而废弃。
更深层的制约来自社会结构的变动。
唐末以来的土地私有化浪潮打破了均田制基础，租佃关系普遍化使“客户”
数量激增，传统以“丁身”
为本的户籍制度难以适应。
同时，民族融合的加剧（如沙陀、契丹等族内迁）使户籍管理面临文化差异的挑战，后唐、后晋的民族户籍分治最终激化了矛盾。
此外，地方豪强的抵制亦使户籍重建举步维艰。
南方“衣冠士族，多占田役民”
，通过隐匿人口逃避赋役，如南唐宋齐丘度田时，“豪猾多匿田不报，州县莫能制”
；北方藩镇则“私置部曲，不隶州县户籍”
，如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管内户口，皆为牙兵部曲”
，中央政权难以有效管辖。
五、历史余响：分裂中的制度遗产与宋代转型
五代十国的户籍重建虽成效有限，却为宋朝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北宋建立后，在继承南唐“图籍制”
的基础上，展出更完善的“鱼鳞图册”
与“黄册”
制度；吴越的“商税户籍”
启了宋朝“坊郭户”
的设立；后周的户籍档案管理则演变为宋代“架阁库”
制度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五代户籍制度的困境促使宋朝做出根本性调整：放弃对人口流动的严格控制，承认“主客户”
分野，以“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