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 的治水理念 ——“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走遍天下勘察地形，疏通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他的治理不是 “拍脑袋决策”，而是基于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的 “问题导向” 治理，最终成功解决了困扰上古社会多年的洪水问题。这种 “专业能力解决专业问题” 的模式，是贤臣价值的核心体现 —— 君主即便有解决问题的意愿，若缺乏专业能力，也难以落地，而贤臣的专业能力，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2. 皋陶：司法专家的 “公正导向” 治理
皋陶的核心价值在于他的 “司法专业能力” 与 “公正理念”。上古时代，社会秩序混乱，部落间的冲突与个人间的纠纷频发，亟需一套公正的司法体系来规范行为。皋陶作为司法专家，制定了 “五刑”，却并未滥用刑罚，而是主张 “慎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根据罪行的轻重判处不同刑罚，对可宽恕的罪犯则处以流放，且流放地根据罪行轻重分为三等。他还注重 “道德教化”，认为 “刑期于无刑”，刑罚的最终目的是让百姓知敬畏、守规矩，从而不再犯罪。这种 “公正导向” 的司法治理，既维护了社会秩序，又避免了暴政，体现了贤臣 “专业能力与道德理念相结合” 的治理智慧。
（二）“协同共治”：贤臣团队的合力效应
舜的五位贤臣虽各专其责，却并非孤立工作，而是形成了 “协同共治” 的团队效应 —— 治水需要农业支持（稷的农耕），农业需要资源保障（伯益的资源管理），资源管理需要秩序维护（皋陶的司法），秩序维护需要伦理支撑（契的教化），而所有领域的治理又都围绕 “解民困、安天下” 的共同目标。这种 “协同共治” 的模式，让贤臣的个人能力转化为团队合力，最终实现 “1+1＞2” 的治理效果。
例如，禹治水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伯益协助管理山林川泽，避免治水过程中破坏自然资源；还需要稷指导百姓在治水后的土地上种植五谷，确保百姓有饭吃；同时，契推行的 “五教” 让百姓更易配合治水工作，减少冲突；皋陶的司法则为治水过程中的资源分配与纠纷解决提供保障。五位贤臣虽分工不同，却围绕 “治水” 这一核心任务协同作战，最终不仅解决了洪水问题，还同步推动了农业发展、伦理构建与秩序维护，实现了 “一举多得” 的治理效果。这种 “协同共治” 的模式，证明贤臣治国不是 “单个贤臣的单打独斗”，而是 “贤臣团队的集体作战”，只有通过团队协同，才能应对复杂的治理难题，实现 “天下治” 的目标。
（三）“君明臣贤”：君主与贤臣的良性互动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的前提，是 “君明”—— 舜的贤明为贤臣发挥作用提供了保障。舜的 “明”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识才”，他能从众多人中发现禹、稷、契、皋陶、伯益的才能，不看出身、不徇私情，如禹虽为鲧之子（鲧治水失败被处死），舜却不因父过而否定禹的能力，依然任命他治水；二是 “任才”，舜给予贤臣充分的信任与权力，让他们能够自主开展工作，如禹治水时 “得专征伐”，拥有调动部落资源的权力，无需事事请示；三是 “容才”，舜允许贤臣提出不同意见，即便意见与自己相悖，也能虚心接受，如伯益曾向禹提出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的建议，舜得知后不仅认可，还将其纳入治国理念。
正是舜的 “君明”，让贤臣能够 “尽其才”—— 禹能专心治水，无需担心权力受限；稷能安心教农，无需担心资源不足；契能全力教化，无需担心理念不被认可。这种 “君明臣贤” 的良性互动，是贤臣治国的关键前提：若君主昏庸，即便有贤臣，也难以发挥作用（如商纣王有比干、微子等贤臣，却因君主暴虐而无法重用）；若君主贤明，却无贤臣辅佐，也难以实现天下治（如舜若没有五臣，仅凭一己之力无法解决洪水、农业、伦理等多重难题）。因此，“君明臣贤” 的结合，才是 “天下治” 的完美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