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领域：周公旦（武王之弟）擅长谋略与政务，在武王伐纣前协助制定战略，伐纣后又主持制定礼乐制度，为周朝的稳定奠定基础；召公奭（召公）以公正贤明着称，曾与周公旦分治天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他治理期间 “百姓怀之”，留下 “甘棠遗爱” 的佳话；太公望（姜子牙）是军事统帅，“博闻强识，明于治乱之道”，在牧野之战中指挥周军大败商军，为武王灭商立下汗马功劳；毕公高、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等贤臣，则分别在政务管理、物资筹备、外交联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太颠、闳夭、散宜生曾冒险从商纣王手中救出周文王，为兴周大业保留了核心力量；而孔子提到的 “有妇人焉”，据后世注解多认为是武王之母太姒或王后邑姜，太姒以 “仁孝” 之德辅佐武王，邑姜则在后宫治理与教化方面贡献力量，二人虽为女性，却以贤德与智慧成为乱臣团队的重要一员。
这十位乱臣，如同武王的 “十大支柱”，在伐纣兴周的过程中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太公望领兵破敌，周公旦、召公奭谋划政务，太颠、闳夭筹备物资，太姒、邑姜以德化人。正是依靠他们的共同努力，武王才能 “三分天下有其二”，最终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商，建立周朝，并推行 “德治”，让百姓从商纣的暴政中解脱，实现 “天下归心” 的治理局面。此时的 “贤臣”，不仅是新王朝的建立者，更是新秩序的构建者，他们的能力与品德，直接决定了新王朝的治理水平。
（三）“唐虞之际，于斯为盛”：盛世背后的人才稀缺
孔子为何感叹 “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因为舜的唐虞时代与武王的周初时代，是上古至周初少有的 “贤臣汇聚” 的盛世 —— 舜有五臣定天下，武王有十乱臣兴周朝，这样的人才规模与质量，在当时极为罕见。但即便如此，孔子仍敏锐地指出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暗示即便在盛世，男性贤臣的数量依然有限，进一步凸显 “才难” 的现实。
为何 “才难”？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教育资源稀缺，上古至周初的教育主要局限于贵族阶层，平民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导致人才培养的基数极小；二是选拔渠道狭窄，当时的人才选拔多依赖 “举荐制”，需依靠君主或贵族的发现与举荐，许多有才能的平民难以被发掘；三是治理需求严苛，当时的贤臣不仅需要具备专业能力（如治水、军事、政务），还需兼具高尚品德（如仁、孝、公、廉），“德才兼备” 的标准让人才筛选更为严格。正是这些因素，让 “贤臣” 成为稀缺资源，即便在唐虞、周初这样的盛世，也难以大规模涌现，这也正是孔子发出 “才难，不其然乎” 感慨的深层原因。
二、解析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贤臣治国的核心逻辑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蕴含着 “贤臣治国” 的核心逻辑 —— 君主的品德与愿景需通过贤臣的能力与实践落地，贤臣的 “专才” 与 “协同”，是实现 “天下治” 的关键。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上古时代，更成为后世治国理政的重要范式。
（一）“臣专其责”：专业能力是贤臣的核心价值
舜的五位贤臣，最大的特点是 “各专其责、各有专长”—— 禹善治水、稷善农耕、契善教化、皋陶善司法、伯益善资源管理，他们每个人都是所在领域的 “专家”，能够精准解决该领域的治理难题。这种 “臣专其责” 的模式，打破了 “君主万能” 的误区，让治理从 “君主一人决策” 转向 “贤臣各展所长”，极大提升了治理效率与质量。
1. 禹：治水专家的 “问题导向” 治理
禹的核心价值在于他的 “治水专业能力”。当时的洪水问题是上古时代最严峻的民生危机，尧曾任命禹的父亲鲧治水，鲧采用 “堵” 的方法，九年而不成，反而导致洪水泛滥更甚。禹接任后，并未盲目沿用旧法，而是通过 “实地考察” 掌握洪水规律，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