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解的两种主要倾向
1. “愚民说”：强调统治者对民众的引导与控制
汉代的郑玄、何晏等学者，从 “民” 的认知能力有限这一前提出发，将 “不可使知之” 解读为统治者无需让民众知晓政策的缘由。郑玄在《论语注》中认为：“民，冥也，可使遵行其事，不可使知其所以然。” 意思是说，民众如同蒙昧的孩童，只能让他们遵循既定的规则行事，无法让他们理解规则背后的深层原因。何晏在《论语集解》中也引用孔安国的观点：“民可使用而不可使知之，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这种注解强调了民众与统治者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认为 “使民知之” 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反映了汉代儒家对社会等级与统治秩序的维护。
宋代的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 “愚民” 的说法，但也延续了类似的思路。他认为：“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朱熹将 “由之” 解读为 “由于是理之当然”，即让民众遵循天理与道德规范；而 “不可使知之” 则是因为民众的认知能力有限，无法理解 “理” 的深层内涵。朱熹的注解融入了宋明理学的 “天理” 思想，将 “民可使由之” 与道德教化结合起来，强调统治者的责任是引导民众遵循道德规范，而非让民众深入探究 “理” 的本质。
这种 “愚民说” 的注解，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封建统治者维护等级秩序、强化中央集权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与封建社会中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认知能力有限的现实相契合。但这种注解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 它过度强调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认知鸿沟，忽视了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与认知能力的可提升性，容易被解读为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与控制。
2. “教化说”：强调统治者对民众的教育与启发
与 “愚民说” 不同，部分学者从孔子 “有教无类”“仁者爱人” 的核心思想出发，对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进行了更温和的解读，强调 “不可使知之” 并非 “不愿使知之”，而是 “暂不可使知之”，核心在于通过教育与教化，逐步提升民众的认知能力，最终实现 “使民知之”。
清代的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提出：“夫子言‘可使由之’，是许其可教也；‘不可使知之’，是未及教也。” 他认为，孔子并非反对让民众知晓道理，而是认为在民众尚未接受充分教育的情况下，暂时无法理解复杂的道理，因此需要先通过教化引导民众遵循规范，待民众的认知能力提升后，再逐步让他们理解背后的缘由。这种注解将 “不可使知之” 视为一种阶段性的策略，而非最终的目的，与孔子重视教育、强调教化的思想相契合。
近代学者梁启超也持类似观点，他在《论语解故》中指出：“‘不可使知之’者，非谓禁之使不得知也，谓其知识未到，虽告之而不能知耳。” 梁启超认为，“不可使知之” 的关键在于民众的知识水平尚未达到理解的程度，而非统治者刻意隐瞒；统治者的责任在于通过教育提升民众的知识水平，当民众的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能够理解政策与道理。这种解读强调了教育对民众认知能力的提升作用，更符合孔子重视教育、倡导教化的整体思想。
（二）核心争论点：“不可使” 的内涵与孔子思想的一致性
历代注解的分歧，本质上围绕着 “不可使” 的内涵展开：“不可使” 是 “不愿使”（统治者刻意不让民众知晓），还是 “不能使”（民众认知能力不足，无法知晓）？这一争论的背后，是对孔子思想一致性的考量 —— 如果将 “不可使” 解读为 “不愿使”，则与孔子 “仁者爱人”“有教无类” 的思想存在矛盾；如果解读为 “不能使”，则更符合孔子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知与重视教育的思想。
从孔子的整体思想来看，“仁者爱人” 是其核心价值观，他始终强调统治者要 “为政以德”“富民教民”，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