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仁政”“礼治” 的理想，周游列国十四年，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却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与气节，从未因利益诱惑或危险威胁而动摇。
在卫国，卫灵公虽对孔子礼遇有加，却只关心孔子的车马随从，对其政治主张毫无兴趣，甚至与孔子讨论军事，回避 “仁政” 话题。孔子深知卫灵公无意推行自己的理念，虽面临留在卫国可获优厚待遇的诱惑，却依然选择离开，留下 “道不同，不相为谋” 的坚定；在齐国，齐景公欲以 “季、孟之间” 的俸禄任用孔子，却不愿施行 “礼治”，孔子明确表示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拒绝了齐国的邀请；在陈国与蔡国之间，孔子与弟子们遭遇 “绝粮” 困境，弟子们大多病倒，子路甚至质疑 “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却依然 “讲诵弦歌不衰”，向弟子们阐述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的道理，坚守自己的理想与气节。
孔子的周游列国，不仅是传播 “仁政” 思想的过程，更是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担当实践 —— 面对利益诱惑，他坚守 “义” 的底线；面对危险困境，他保持 “勇” 的坚定；面对他人质疑，他秉持 “信” 的执着。这种对信念与气节的坚守，成为儒家 “守节” 的典范，也为曾子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的论述提供了思想源泉。
（三）“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内在支撑：“仁”“义”“勇” 的融合
君子之所以能在 “大节” 面前 “不可夺”，并非单纯依靠意志力，而是源于 “仁”“义”“勇” 三种品格的深度融合，这三种品格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君子坚守气节的内在动力。
“仁” 是 “不可夺” 的情感基础。君子心怀 “仁” 爱，将对百姓的关怀、对天下的责任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这种情感让他们在面对 “大节” 考验时，能够超越个人利益与安危，将 “仁” 的使命置于首位。例如，孔子之所以坚守 “仁政” 理想，正是因为他心怀对百姓疾苦的 “仁” 爱，不愿因个人安危而放弃为百姓谋福祉的使命。
“义” 是 “不可夺” 的原则底线。君子以 “义” 为行为准则，明确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在 “大节” 面前，“义” 成为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尺，即使面临诱惑或威胁，也绝不跨越 “义” 的底线。例如，叔向之所以拒绝求情与贿赂，正是因为他认为求情与贿赂违背 “义” 的原则，宁愿被囚禁，也不愿突破 “义” 的底线。
“勇” 是 “不可夺” 的行动力量。君子的 “勇” 并非鲁莽冲动，而是基于 “仁” 与 “义” 的 “义勇”—— 在 “大节” 面前，他们有勇气直面危险与挑战，有勇气拒绝诱惑与压迫，以行动坚守自己的信念与原则。例如，周公旦之所以能平定叛乱，正是因为他拥有基于 “仁”（守护周王朝与成王）与 “义”（维护宗法制）的 “义勇”，有勇气直面叛乱的危险，扞卫自己的使命。
“仁”“义”“勇” 的融合，让君子在 “大节” 面前既有情感的温度，又有原则的坚定，还有行动的力量，从而实现 “不可夺” 的坚守，成为担当精神的灵魂所在。
（四）“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当代启示：坚守原则与信念
在当今社会，“大节” 的形式虽与春秋时期不同，但 “坚守原则与信念” 的核心内涵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面对利益诱惑、权力压迫，还是面对道德困境、价值冲突，都需要我们践行 “临大节而不可夺” 的担当，坚守自己的原则与信念。
首先，坚守 “道德底线”，不被利益诱惑。在当今社会，利益诱惑无处不在，如职场中的不正当竞争、商业中的欺诈行为、生活中的权力寻租等，面对这些诱惑，我们需以 “义” 为原则，坚守道德底线，不做违背良心与法律的事情。例如，企业家需坚守 “诚信经营” 的底线，不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不偷税漏税；公职人员需坚守 “廉洁奉公” 的底线，不贪污受贿，不滥用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