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乎。”
在儒家思想的璀璨星河中，孔子对人格境界的探讨始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乎。” 这两句流传千年的箴言，不仅是孔子对自身所处时代人格现状的感慨，更蕴含着对后世之人修身立德的深刻期许。它们如同两把标尺，一端丈量着遥不可及的理想人格 —— 圣人与善人，另一端则为普通人指明了切实可行的修行方向 —— 成为君子、坚守有恒。今天，我们便循着孔子的话语，深入探寻这些人格境界的内涵，剖析 “有恒” 的价值与当下意义，在古今对话中寻找修身立业的智慧。
一、圣人：遥不可及的理想人格标尺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当孔子说出这句话时，语气中或许带着一丝遗憾，却更藏着对 “圣人” 这一人格境界的敬畏与精准界定。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圣人” 并非简单的道德完人，而是集道德、智慧、功业于一身，能够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万民的至高存在。他们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指引着人类文明的方向，却又因境界之高，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理想标杆。
要理解 “圣人” 的内涵，我们需回溯孔子所处的时代与他提及的圣人典范。在孔子心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便是 “圣人” 的代表。尧帝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他不私天下，将帝位禅让给贤能的舜，开创了 “禅让制” 的佳话；舜帝以孝闻名，面对家人的屡次加害仍坚守孝道，即位后又广纳贤才、治理水患，让百姓安居乐业；大禹为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耗尽心血终使天下水患平息，百姓得以安居耕作。这些圣人的共同特质，在于他们始终以 “天下为公” 为念，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天下百姓的福祉紧密相连，用毕生的行动践行着 “仁爱” 与 “正义”，最终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朽的功绩。
孔子为何会说 “吾不得而见之矣”？这并非否定圣人的存在，而是源于他对 “圣人” 标准的严苛，以及对春秋时期社会现实的清醒认知。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诸侯们多以权谋私、征战不休，鲜有人能像古代圣人那般以天下为己任；士大夫阶层中，虽有部分人追求道德修养，却也难以达到圣人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的境界。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渴望找到一位能推行仁政、复兴周礼的君主，却始终未能如愿。他见过太多追逐名利、漠视道德的人，也深知成为圣人不仅需要极高的道德修养，更需要契合的时代机遇与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力。因此，“不得而见之” 既是对时代的感慨，也凸显了 “圣人” 人格的至高性与稀缺性。
在现代社会，“圣人” 的概念或许不再像古代那样与政治功业紧密绑定，但它所蕴含的 “无私奉献”“造福他人” 的核心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意义。我们虽难以达到古代圣人那般的至高境界，却可以将 “圣人精神” 作为自身修养的终极目标。例如，“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不计个人名利，将毕生心血投入到造福人类的事业中，虽未被称为 “圣人”，却用行动诠释了圣人 “博施于民” 的精神内核；“抗疫英雄” 钟南山，在疫情肆虐之际，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抗击疫情指明方向，他身上体现的 “担当精神” 与 “为民情怀”，也与圣人的 “仁爱” 思想高度契合。这些人虽非传统意义上的 “圣人”，却在各自的领域践行着圣人的精神，成为现代社会中 “圣人精神” 的传承者与践行者。
二、君子：触手可及的道德实践典范
相较于遥不可及的圣人，孔子认为 “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这表明 “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