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对古代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整理。《诗经》原本有三千多篇，流传过程中出现诸多重复和低俗内容，他 “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史记?孔子世家》），精选出三百零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使这些诗歌能够配合礼乐演奏。《尚书》记载上古时期的重要史事，原本散乱无序，他 “序其事，断自唐虞以下，讫于秦缪”（《汉书?艺文志》），按时间顺序编排，使尧、舜、禹、汤、文、武的事迹形成完整脉络。
这种整理不是简单的编辑工作，而是 “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的再创造。孔子在筛选和编排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春秋》这部史书，他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字斟句酌，通过 “微言大义” 传递褒贬态度。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记载 “郑伯克段于鄢”，看似简单的六个字，实则蕴含深意：称 “郑伯” 而非 “郑公”，讽刺郑庄公对弟弟失教；称 “克” 而非 “伐”，暗示双方如同仇敌；称 “段” 而非 “弟”，批评共叔段的僭越。这种 “春秋笔法”，使历史记载不仅是事实的记录，更是价值的传递，体现了 “好古” 与 “致用” 的统一。
“好古” 与 “知今” 在孔子那里相辅相成。他说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复习旧知识能够获得新理解，这正是 “好古” 的目的 —— 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从过去中汲取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周游列国时，他每到一个诸侯国，必 “观其风俗，考其政制”（《孔子家语?六本》），对照古代制度分析利弊。在卫国，他见人口繁盛，便对冉有说：“庶矣哉！” 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 孔子答：“富之。” 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 孔子答：“教之。”（《论语?子路》）这种 “庶之→富之→教之” 的治理思路，正是借鉴了周公 “敬德保民” 的思想，将古代的治国理念应用于现实，可见 “好古” 是 “知今” 的工具，传统是照亮现实的镜子。
对比墨子 “言必称尧舜” 的复古倾向，更能显现孔子 “好古” 的理性。墨子也推崇古代圣王，但主张 “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更倾向于回到更古老的夏朝制度，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而孔子 “从周”，是因为周朝制度 “损益可知”（《论语?为政》），具有可改进的空间，能够适应时代发展。他称赞子张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认为历史是在继承中发展的，这种辩证的历史观，使 “好古” 避免了沦为复古主义的危险，正如《周易?系辞》所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对传统的合理继承才能实现长久发展。
三、敏以求之：勤勉执着的求知实践
“敏以求之” 的 “敏”，《说文解字》解释为 “疾也”，指动作迅速、反应敏捷，在求知的语境中特指勤奋不怠、坚持不懈。孔子的 “敏” 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贯穿终身的学习态度，正如他在《论语?述而》中所说的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即使到了晚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
孔子 “敏以求之” 的勤奋有诸多具体表现。晚年研读《周易》时，他 “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串联竹简的熟牛皮绳因反复翻阅而多次磨断，需要弟子重新编连。《周易》的卦象和爻辞晦涩难懂，他却反复揣摩，甚至为其作注，即《易传》中的 “彖辞”“象辞” 等，将自己的理解融入其中。据《孔子家语?好生》记载，他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种对知识的渴望，即使到了晚年也未曾衰减，如同《周易?乾卦》所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命不息，求知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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